柳诒徵与《学衡》

学界对《学衡》主要人物的研究中常常忽视柳诒徵,或是将其在文化保守主义角度上等同起来。事实上,柳诒徵是除吴宓之外唯一一位《学衡》自始至终的支持者,但同时他在学衡社中处境特殊,思想主张也与《学衡》主流有很大差异。仔细梳理柳诒徵与《学衡》的关系,探讨其间异同,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学衡》,了解20世纪20年代丰富多彩的思想世界,有重大意义。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     

柳诒徵与《国风》

《国风》是柳诒徵继《学衡》后创办的另一重要刊物,柳诒徽在其中担当了精神领袖的重任,切实主导了《国风》的办刊取向;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20世纪30年代,他主张回归传统,发扬本国固有文化,以解救时弊.这既是柳诒徵原有文化保守主张的延续,也是柳诒徵后学衡时期思想动向的一次集中体现.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

1922年《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柳诒徵以南高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身份参与其事,成为学衡派重要成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尽管柳诒徵与其他主要成员在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和治学志向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共同信念下,求同存异,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学衡派。     

张謇与柳诒徵

张謇和柳诒徵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张謇兴办实业,亦强调教育救国,积极支持教育改革并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柳诒徵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也是长期亲执教鞭战斗在第一线的教育家。他们的人生存在着交集。1901年柳诒徵至南京江楚编译局任职,得到文正书院山长张謇的赏识。1903年柳诒徵和张謇都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倾力于新式学堂教育,并在一些学校中共事,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至1922年,张謇关注到了新兴的“学衡派”并认同其部分观点,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中坚不无关系。张謇与柳诒徵之间的交往,不仅有共同的交往圈,更是相互赏识且志同道合,在这种基础上的交往推进了教育近代化。     

试谈主编《学衡》杂志时期的吴宓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话题中,吴宓与《学衡》杂志是分割不开的合二而一的话题之一。说起吴宓,人们总是要提到《学衡》杂志;说起《学衡》杂志,人们也总是要提到吴宓。这一现象本身,表明了吴宓与《学衡》杂志的关系非同寻常。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吴宓从1922年1月到1933年7月,作《学衡》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历时11年又6个月之久,构成了吴宓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阶段。吴宓主编《学衡》杂志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时期,是吴宓“以筚路蓝缕之力”企图“为亚洲建一新希腊”的时期,也是人们念念不忘、非议颇多的时期。剖析《学衡》时期的吴宓,即可认识吴宓全人之大半,即可窥视本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人生追求和社会选择之一斑。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己之见,乞望得到有关学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及其启示

《学衡》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在吴宓、柳诒徽等的维持下,出版79期,运转至1933年,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学衡派对《学衡》办刊宗旨的坚守.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是《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也是学衡派学术研究践行的原则,更是融入了学衡派教书育人的实践.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的思考.     

学衡派、梁实秋推介新人文主义策略之比较

新人文主义在产生背景、倡导主张等方面与五四新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中国推介新人文主义难度很大.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和梁实秋,在推介新人文主义时因采取不同的策略,推介结果也有很大不同.学衡派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目的采取了直接推介的方式,加剧了学衡派与新文化知识分子们的对立,导致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形象被"妖魔化".梁实秋吸取了学衡派推介失败的教训,巧妙地采取了间接推介的策略,虽然未能使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但取得了比学衡派更好的推介效果.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现代写实小说的“异元论战”

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意图。围绕现代写实小说,吴宓和新文学阵营展开了一场＂异元论战＂,他以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宓,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论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回应--以《吴宓日记》为中心

十多年来,吴宓研究有日渐升温之势.<吴宓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正确评价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吴宓痛恨五四新思潮提倡者的言论,常常是恶语相加,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式的批判.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正确"做法,但并不反对新文化,也不反对引进西学,而是主张新文化建设要探本求源、融会古今中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吴宓视作顽固、守旧的反动文人,他的学养足以使他具有了与新派人物对话的可能,可惜的是对话没有成为现实,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     

百年中西比较诗学概论

一百年来的中西比较诗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以王国维、鲁迅、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王元化、刘小枫、曹顺庆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它具有“两头厚重、中间薄弱”、“从自发到自觉,由实践到理论”、“从中西二元比较到中外多元比较”以及“充满思辨色彩”等几个基本特征;第二,以刘若愚、叶维廉、黄维樑等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与港台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弥补了大陆研究的空白时间段;第三,以厄尔.迈纳、米列娜、宇文所安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和促进中西诗学的互补与交流方面贡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