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社会政治特点

阿保机统治时期契丹社会政治特点是：同保守派势力进行斗争，确立了世袭汗权；建立契丹政权，为契丹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外发动战争，拓展了疆域，提高了契丹族的声望；营建皇都，建立中央及地方统治机构，以巩固契丹政权；重用汉族地主，吸收汉族的统治经验，以维护契丹族的统治．     

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厦大学报

我从1981年第一次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上发表论文,到今年第1期的《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止,正好已有25个年头。记得我第一次向学报投稿,正是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年轻气盛,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发狠了半年之久,写成一篇洋洋洒洒有万余言的论文,踌躇满志,投向学报。半年过后,文章倒是发表出来,自己以为字字珠玑的大作,却只剩下二千来字。那时的感受简直就是七窍冒烟,气愤不能自已。当时的学报负责人陈孔立老师是大刀删改我文章的主儿,向我做了详细的解释。虽然如此,我的愤慨心情还是久久不平。第一次投稿发表文章尽管受到如此…     

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魏晋大分裂造成社会底层坞壁的普遍产生,以及新的胡族统治者自身的部族制度残余,从两个方面起作用,共同造成扎根于乡村民间社会的豪强大族垄断地方的局面,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家不得不与之妥协,获得他们的合作,以巩固政权,重建地方统治体系。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大族的依赖程度较以往时代要高。而这与儒家理想的中央“大一统”政治理念相违背。实际上,当时中国面临着建立分层权力结构或中央集权体制的十字路口。要贯彻中央集权的正统观念,就必须千方百计抑制地方势力,贯彻一元化的政治统治。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     

明末清初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之探讨

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结盟、联姻等方式确立关系,将其先化敌为友,利用他们建立清政权。但满清政权建立后,清太祖皇太极采取赐名封爵、盟旗制等政策化友为臣,充分利用科尔沁蒙古族这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平"三藩",平息吴三桂和葛尔丹的反叛。努尔哈赤开创和皇太极发展的对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政策,在满族建立满清政府并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到大清建立后这段时期,满族与蒙古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不停地调整中;正是这种民族政策的调整,助满族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从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变成了全国的统治者。     

傅衣凌学术研究中的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

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关系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之内在联系,并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傅衣凌先生早期认为乡族组织的存在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到后来又提出了乡族势力缓冲了外来压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即著名的"乡族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为我国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皖北民间秘密结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皖北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迅速,这是由战争、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和清王朝吏治腐败等原因造成的。皖北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主要有抗租抢粮、反外国教会侵略、武装暴动和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联合等,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涨。     

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兼论清代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与地方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长期战乱,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各地城池倾圮,街道残破,衙署倾颓,屋舍无存,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严重妨碍了城市统治职能的实施.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巩固以后,立即着手展开了城池的修缮和建设活动,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在乾隆年间掀起了城市建设的高潮.清代四川地方城市的重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为四川地方城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理空间环境和物质基础,也集中反映了有清一代在城市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其重建历程折射出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势力不同的作用与地位,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乡治方式的传统与变迁——"唐宋乡村控制与社会转型"系列研究之一

农本社会、专制-集权的国家体制及其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小农经济,影响了中国传统乡治方式的形成。皇权政治下大一统政权既要求建立攻防严密的政治秩序,更要求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秩序向民间社会强烈渗透。同时由于皇权专制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矛盾,迫使官僚与下层社会势力相结合生成新的社会秩序。前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改造和后阶段国家政治秩序对乡村新社会秩序的相融,导致了乡治方式的变迁。     

清入关前汉军举人群体考述

入关前，清（后金）共举行了三次科举考试，取中33人，其中汉军19名。依据16名的仕宦资料，可知清入关前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针对在职的汉军文人而举办的。以清入关为分水岭，之前多供职于清（后金）的中央政府，之后则主要任职于地方，为清朝统一全国、巩固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民族与国家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19世纪末民族主义在中国勃兴。清政府以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党人以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在新军中传播,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新军接受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从排满转向反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宗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应当超越血缘种族,建立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融合凝聚各民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理论上应当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凝炼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晚清督抚制度与权力制衡

清朝统治者继承并改善了督抚制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了200多年的制衡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平衡被打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晚清地方督抚彻底掌握了交战各省的军政大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这一方面为清朝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

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试行开始逐步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从管理制度上看,朝廷倾向于官督民办,然而在如何解决社仓管理中官方干预过多以及贪污挪用、社谷借放涣散等问题上,似乎一直未找到好办法,这直接制约着社仓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     

晚清时期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和诠释

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和诠释,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之一,又是当时中国御侮雪耻、变法求强、推翻帝制和创建共和之迫切现实需求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更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今解下还清帝,脱去寒酸自啸歌”——废科举与盐城士绅文人之命运

1905年的科举改革是晚清政府的重要政治举措,以江苏盐城县的士绅文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废科举前后他们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以及他们或抱残守缺,或重修新学,或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选择,再现了清末民初盐城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一面。     

清代三峡地区的食盐问题探析

三峡地区是一个复杂的地理和行政区划环境。因清政府实行不同的销售政策导致了该地区食盐问题的错综复杂，贫困民众为生活用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分析了清代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民食盐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关问题，并作出了深刻反思以启迪现实。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

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移民实边;兴修水利,发展农牧;开矿设厂,整理财政;筑城修路,改善交通,等等,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