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思想论略

本文着重探讨梁启超教育思想，旨在揭示梁启超的教育主张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并列称为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但是他与康有为又有所不同。在梁启超的主导思想里一直存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①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在于改造国民性，“新民是今日中国的第一急务”②，亦即只有唤起民众的觉醒，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中国才能发达强盛。因此，梁启超倾其毕生精力为之“维新吾民”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就成为他救国思想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在说来，无论问政、述学，也无论治事、…     

浅析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及其重大意义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既立足中国现实,又着眼时代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邃的理论内涵.他大力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积极推动国民性改造,深刻分析了新民的根本原因和中国民性的现状,全面阐释新民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从而为推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培育一代新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南.他的新民思想突破了当时国人单纯追求物质和制度层面近代化的局限,从而把人的近代化问题摆上了突出位置,这为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理解和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探索.这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模仿了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太阳》。杂志之间文章不仅相互转载,梁启超还在《太阳》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梁启超不仅与《太阳》的发行人、编辑交往密切,而且他的一些小说理论、思想言论、人物传记以及经济思想等都受过《太阳》的影响。     

梁启超社会思想研究

本文认为:梁启超从对政体转型的热衷到倡导人的近代化,又从对近代人的呼唤到“中西调和”、“心物调和”的新综合主义社会观的建构,从总体上说是依循其自身的认识逻辑而依次展开的,也是顺乎时代潮流、适应近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梁在对近代中国社会存在及其发展势态与未来可能性进行理论抽象过程中,不可能超越时代、阶级给予他的限制与局束。和近代中国许多知识者一样,梁并不能摆脱历史与价值的冲突。他试图以实用的态度来调节、缓解这种矛盾,因而在社会建构上缺乏一种深刻的自觉,导致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和社会价值观上的不确定性,始终在中与西、新与旧之间游移,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徘徊。社会价值观的游移与徘徊,决定了梁启超社会思想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本质特征。所以,尽管他的理论至今仍不无借鉴价值,他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并亟待解决,但从整体上说,只能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过渡思想。     

关于改进写作课教学的探讨

一1.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末,草创的“现代写作学”无力对写作教学的内容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写作教学内容在“无序”中徘徊,又试图从“创作”上寻找突破口,最后选择了“引进”之路,终于形成了“知识体系”的雏形。然而,它始终没有找到自我。写作教学内容长期处于“无序”、“无层次”状态的客观原因有三:科举及八股文教学的影响;文言文与语体文的纠缠;政治运动的干扰。其内在的原因便是现代写作学在草创的几十年中无力为写作教学提供理论力量。与写作教学内容相关的是文章分类,写作教学只有依据写作学对文章分类的研究才能确定不同教育层次教学的主要内容——文体。但是众说纷云的文章分类主张很自然地忽略了“教育层次”这一衡量标准,使大学写作与中学作文的教学内容混杂不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认为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中西各国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文章分析了“新民说”的内容和价值，提出了它对现代中国提高国民素质的借鉴作用。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立人”思想(或称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主要来自严复和梁启超的影响。鲁迅与严复的关系笔者已另撰文论述,这里,我们仅就鲁迅对梁启超“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谈一些看法。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总的说来,他以改良派领袖人物闻名于世。但是从一个较短的历史阶段来看,情况又有所不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三     

试论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内在一贯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在政治界、理论界声誉卓著的风云人物,其思想以多变著称。正如他自己所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在前后相矛盾。”这种矛盾贯穿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并伴随他的一生,以至在近代众多人的心目中和其后众多学者的论著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似乎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善变的、无常的、甚至是恶劣的。因其矛盾善变。他往往遭到敌手的诋毁和同志者的惋惜。 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就是由前后相悖的言行、互不相容的观点交织而成的。从中可以看出,新与旧、传统与西方是在如何争夺他,这个终生…     

刘勰的“破体”观

刘勰重视文体的体制规范,强调辨体,试图为各种文体树立起"正体"。但同时,他也表达了颇具层次的"破体"观。他认同文体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和创新,认为这是必然的、合理的,并提出了"变体""参体""别体"等概念。但刘勰也运用"谬体""讹体""失体""解体"等词,对那些不合正统、不承传统、破体超"度"的文体进行批评和否定。刘勰对破体的认同与否,最重要的依据与标准是宗经思想。他对诸文体在近代发展的批评,多因他们早已偏离经典的传统。刘勰的"破体"观不单单是他文体论的一部分,更是他深广的文学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论"破体",很多时候都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切入的。     

梁启超文化选择的困境

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既是一位蜚声中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造诣很高的学者。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同时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思想渊源,而在复杂曲折的一生中,他又始终执著地探索融合中西、复兴中华文化的道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梁启超辛勤耕耘几十年,有收获,有失误,也有困惑。他对于西方文化全面而系统的     

试论王应麟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成就

王应麟在学术上兼综各家,亦遵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理论范畴,有关南宋乾、淳诸派学术关系的绍述,表达了从心学、理学向文献之学发展的独特理路。其思想与学术格局的形成,反映了乾道、淳熙思想高峰后的业绩继承和文献整理诉求,这直接影响了他在文学史学、文学批评、文学考据诸方面的成就。他在词科学术与词科文体写作上的独特贡献对于清代考据与辞章的合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全面探讨。     

文风·文体·文论——近代文学观念的三个阶段

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为1840—1873年,偏重于以阳刚之气取代阴柔之道,那是个极看重整军经武的年代,强国的欲望使文风发生变化,国威系于军威,忧患促成尚武,文风大变,使杂文学体系所依托的文化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中期为1873—1905年,当时维新之风盛行于世,诗、散文与小说的“革命”,乃是为了“新民”,主要着眼于功能而看重文体的结构,如此便导致了广义的纯文学体系的萌生,文学与非文学逐渐两分,各类文体渐渐形成现代艺术的雏形,文体结构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标尺;由于崇高艺术所强调的史诗意识及重陈述讲再现的创作倾向,从而促成了具有启蒙功能的近代文体。后期为1905—1919年,伴随现代文学观念的出现,不仅有戏剧改良,从而使近代文体系统更完整,还出现了基于西方美学的文学观念,产生了美育的自觉,因而中国近代文学观念逼近了狭义的纯文学体系。开始形成了以崇高艺术运动为依托的近代美学体系,成为古典美与现代美的中介桥梁。     

新民理论与近代理想人格

培养理想人格,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中国古代讲求培养理想人格,是集中体现封建伦常道德的圣贤或大儒,是人伦之师,万世楷模。近代则要求有一种全新的理想人格。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提出培养新的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和措施。梁启超继承了严复的思想主张,提出“新民”说。他所说的“新民”,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新的理想人格。 一、问题的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击碎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沉沉睡梦。从此,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个时代主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寻找救国救民…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梁启超思想嬗变探源——以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转变为例

梁启超一直以思想善变、多变而为世人瞩目。对于孔子思想，梁启超历经尊孔保教、拒斥孔教和倡导孔子哲学等不同阶段，最终完成了复魅。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思想的时代浪潮、梁启超本人的中西文化思想以及他善变的性格特质，共同构成了他思想嬗变之源。准确认识和把握梁启超思想发展嬗变的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之发展演变，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

梁启超一生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戊戌变法时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萌芽时期.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概括出报纸是国家耳目喉舌之用的新闻观点,集我国19世纪下半叶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之大成.二是辛亥革命前期,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发展期.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并分化为阶层,梁启超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进步学说,提出了典型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系统,即形成了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