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说"命"

从语源学的角度去溯寻"命"字本源意义的生成及向派生意义演变的文化理据是一个重要课题.甲骨文中,"命"、"令"是字形相同,音相近、义相通,甚或有时通用的同源字.但这种通用是仅限于"命令"这一本来意义上的.在其后的引申、派生的道路上"命"和"令"便分道扬镳了.从三条线索描写、阐释"命"字的词义引申和演变的理据与轨迹1.从"命"的名词意义的引申来看.2.从"命"的动词意义的引申来看.3.从"命"和它的同源字"名"的通用中引申出的意义来看.我们依相关性和联想性的逻辑,参照古人的本体观念,人生哲学,揭示"命"一词诸多义项间的派生关系,并以相关的同源字印证之."命"一词的大家族,是古人"天命"的本体观演绎下的"人命"的人生观,上下尊卑的社会伦理观的文化亲缘关系的集合.     

论儒学的性质

关于儒学之性质 ,现代解家众说纷纭。或谓属于政治哲学 ,或谓属于管理哲学 ,或谓属于人生哲学 ,或谓属于道德哲学 ,或谓属于心学 ,或谓属于理学 ,不一而足 ,莫衷一是。笔者认为 ,儒学在孔子那里只是率性循理、老老实实的生活 ,只是克己复礼、改过自新的实践工夫。孔子所谓“学” ,与今人所谓“学”大异其趣。说他的学问是哲学、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任何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都不对 ,但他的学问里面又确实包含这些学术的因素。深入探讨儒学的性质 ,对于反省现代学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

"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美育思想的核心观念.朱光潜认为,"人生的艺术化"意味着人生的情趣化、超脱化、道德化和完满化.在朱光潜看来,文艺能够怡情养性,有助于人生情趣化的实现;要实现人生的情趣化,还必须以超脱的精神观照人生和创造人生;美育为德育的必由之径,因而艺术化的生活即道德化的生活;人生的艺术化还意味着人生的完满化,只有通过全面的教育培养出全面完满的人,才能创造出真正完满的、艺术化的生存.     

"文学终结论"批判——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文学终结"问题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终结论"的现有阐释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黑格尔从艺术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出发得出的艺术终结论;二是米勒等从文学与电子媒介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消亡论;三是朱国华等从文学与权力资本的关系出发得出的文学末日论.在文学发展的现实面前,所谓的"文学终结论"是禁不起推敲的.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文学属于"生命文化",当代文学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终结"的危险,但根本原因不在于"绝对精神"的演化、电子媒介的进步或权力资本的转移,而在于生命的危机和自然的终结.文学要走出"终结"的魔咒,实现自救与救赎,就必须与捍卫自然与生命价值的生态运动融为一体.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三题

中国古代寺庙教育是"丛林教育",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师徒关系是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现代式的佛学院教育,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较优于丛林教育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则又不如丛林教育出来的僧人严格,所以学修关系成为当代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近年来,整个社会重视知识,强调知识,世俗学校教育以掌握知识的分数好坏作为衡量标准,这种风气必然会影响到佛教界,以才和学习成绩论人,成为佛学院的一个通行的做法,"修"虽然受到僧伽的重视,但只是一个"软指标"而已.就佛教教育的层面而言,"修"与"学"是既相对又统一的,"学"是理论,"修"是实践,"学"是要人怎样去从理论上了解人生的真谛,怎样掌握人生和社会的知识,培养教徒的宗教理性信仰,建立正信,"修"就是要人去亲自实践解脱的方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培养教徒的感性信仰,不走邪路."修"是目的与结果,"学"是方法和手段,两者的关系,以把握适度才最合理.掌握"度"的原则,应该是取佛教的"中道"认识.学与修关键是每个人的自己的体会,犹如饮水,冷暖自知.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要人在学与修上采取方便示法.学者看经书,读资料是"学",写文章,作结论,是"修",仅仅把学与修定位在知解与修持两个方面,未免有些过窄,没有做到使用不二法门的观照方法.对学者的学与修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使用悟解的标准,应该更多地用不二的方法来理解与看待."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学者在深研藏经时,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佛法的薰闻,自觉地对佛教抱有同情的态度,学即修,修即学,两者是不二的.总之,我们对学与修的关系,应该给予一个既全面、又准确和事实求是的客观理解,尽量避免那种将学与修对立起来的看法.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佛教与基督教人生哲学之比较

佛教与基督教人生哲学之比较李少惠佛教和基督教是世界两大宗教。宗教表面上似乎是以神为中心，其实人才是它们探讨的主要对象。它们对人生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是在宗教形式下进行的。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佛教与基督教在人生观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但是，...     

从"意识形态"到"艺象形态"——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三种解读策略之反思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决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解读策略,分别是意识形态高浮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与意识形式论.这些观点忽略了艺术起源在文学性质上的发生学意义,未能认识到起源即性质的重要性.其实,文学首先是艺象形态的,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的,前者是第一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它们的统一表征了文学在起源以后进入阶级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由此可知,确认文学首先不是政治,其次又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把握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态度.     

党的"执政"概念和党的"历史方位"的主题

本文深入地讨论了党的执政概念所包含的确切内涵和目前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两个维度,还深入地讨论了党的历史方位所包含的党政关系问题和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认为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第一个维度是"领导大于执政",党的领导实际所包括的政治关系,要远远大于党的执政所包括的政治关系,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理解党的执政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执政包含领导",这个执政概念是一个"大执政"概念,包含了"阶级联合体"和"政权联合体"以及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就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党和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执政"概念就是这个"大执政"概念.这个大执政概念,与现代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执政概念和体现的政治关系和逻辑完全不同.本文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关系的架构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的是"党的执政一元化"的趋向.而这种党政关系结构要求党必须保持和体现它的先进性,做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国的党政关系建设在重视法制化的同时还应强调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文化建设.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对新兴起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问题是个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就要担负起政府退出后对公共空间或社会自治领域的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不仅继续关注如何完善组织和运用政权问题,还应关注帮助人民实现对权利的觉悟并保障人民依法运用、维护和实现权利.这是共产党人的"第二次革命"或"自由革命".目前可以选择实行政治上的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加强执政建设同时重视对公民社会的领导建设.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休谟问题"的原貌及实质

休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后来被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高度关注的并被称为"休谟问题"的可能是一个、两个或三个.我们根据"休谟问题"的性质不同列举出四个:"因果问题"属于认识论问题;"归纳问题"属于逻辑学问题;"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属于语言学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问题.事实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和存在论是互为一体的.孤立谈论任何"某论"都是无效的.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探讨的四个"休谟问题"的实质只有一个:人类理性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来把握什么样的对象世界的问题,即一个古老的哲学基本问题--思维、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     

"个人与社会"和"利他与利己"——迪尔凯姆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论起点探析

在迪尔凯姆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中,个人人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是其解决问题的理论起点.但是迪尔凯姆时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仅仅是"个人依赖社会"那样简单,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在19世纪的法国主流思想中,"个人主义"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与迪尔凯姆用"失范(anomie)"和"利己主义(egoism)"这对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具体语境,迪尔凯姆对上述问题持有的其实是一种基于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基础上的坚持利他先于利己的原则立场.     

"和光同尘"与"心斋":老庄身心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倡导"和光"以达"玄同"之境,通过创造开放心态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和光同尘",实际上是通向人内心和谐的一个重要途径;庄子提倡"心斋"、"以明"、"坐忘"以达到"乐物之通"的和谐状态."心斋"、"以明"、"坐忘"是庄子心学的最高境界,也是身心和谐思想完满的描写."心斋"从修养论、"以明"是从认识论、"坐忘"从人生境界论共同提出了对心灵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要求.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生命价值观上,两位先秦道家能够充分关注儒家所忽视的生命的个体价值,对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也恰恰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研究老子和庄子的身心和谐思想,有助于人们自己行为的调整和个体性格的陶冶,对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超越"认识论模式"的几点辨析

关于马克思哲学转向的探讨,矫正了对马哲的一些误解,也深化了对马哲的认识.在以往对马哲特别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中,存在着重认识轻价值和将马哲知性化解读的倾向,而转向一说却拓展了马哲的研究论域,彰显了其实践性和当代价值,这无疑值得肯定.然而,某些有关转向的阐释,也存在可议之处,关于超越"认识论"模式的理解,即是一例.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超越了"认识论模式",实现了从传统知识论向现代生存论的转换,因而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生存论".在这里,"超越"的已不仅仅是"认识论模式",而是认识论本身.这种理解,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因此,对于超越"认识论"模式,有几个问题应予辨析.     

鲁迅的"主见"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创作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强调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对于对象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观战斗精神”概念的形成与胡风对鲁迅的人生和文艺实践的解读密切相关。胡风着重从“主观(心)”、从伦理层面(主观和心的发扬)接近鲁迅,在鲁迅身上深切感受到强烈的主体意识,并把这些作为鲁迅传统的核心基点,从中整合出一种精神力量,纳入到自己的艺术与人生一元化的整体艺术观之中,认为作家只要拥有战斗的主观精神,就能够通过艺术来追求人生的完美,进而构建起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独特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承和推进了“五四”的思想主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     

从"博弈论"到"合作论"——新形势下再论"和平统一"

"台湾问题"产生已经六十多年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必要在新形势下对"台湾统一"方式问题进行再认识.本文从"博弈论"和"合作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多方面分析论证"和平统一".分析了"台湾问题"在特殊的"三方博弈"中产生,用"博弈论"分析了武力手段不是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从而在"合作论"的思维下分析论证了"和平统一"原则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