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叶文学的审美论与审丑论

西方历史上的审美无利害说启发了中国新时期伊始的文学审美论 ,审美论导致了中国文学能够真正摆脱“文以载道”等工具说。但是由于局限于美善等正值一元论的审美论无法解决当代文学中的感性问题 ,所以在新时期稍后出现了文学审丑论 ,开始弥补了丑和丑感缺位所造成的感性缺陷。然而文学审丑论只是以一种偏执代替另一种偏执 ,要创造新的文学感性学 ,就需要审美论与审丑论的融合     

“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近年来,文化与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现有的审丑研究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表现出界定丑与恶的杂乱、价值判断的模糊、思维模式的束缚、人性探究的乏力等问题.明确从“审丑”到“审恶”的研究视角的转移,既可突破已成“定论”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并赋予“审恶”新的美学价值,又能突破“审丑”与“审恶”的界限,“打通”与“挖掘”文学内部和内外互动,同时还可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当下文学叙述“恶”的状况,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审丑与否定:中国当代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探微

从西方和东方感性学 (Aesthetics ,一般原译为美学 )主要是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现代派文学 (丑艺术 )通过否定这一环节 ,不但促使本身一直处于超越和创新的过程之中 ,而且促进了人类感性学的丰富和深化。审丑与感性学 ,现代派文学与审丑 ,审丑与否定概念和范畴都存在相互对应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对上述范畴及其对应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试论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融合的价值及文学教育意义

西藏当代文学以其与众不同的区域文化为基调,汲取多方文学资源,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在题材、主题、视角、立场、风格、语言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多种面向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构成,这不仅对西藏当代文学本身意义深远,对中国文学版图的重构和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西藏当代文学教程》在历史与文类的双重线索中展现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西藏当代文学的成就。教程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不仅为初学西藏当代文学者提供了便捷,更为西藏当代文学研究和传播开拓了途径,也为中国区域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教育提供了范例。     

何为“人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理论再思考

回到"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基本方向。"人民-文学"汲取了"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理成分,确证了"人民"与"文学"的辩证关系,厘正了人民的真正需要与文学的现实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是一个"以人民为导向"又不简单地"唯人民至上","以文学为旨归"但又不机械地"为文学而文学"的开放性范畴。在其指引下,中国当代文学有望"止溃向善"。     

文学的困境与突破

作者对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尴尬进行了描述,并对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文学选刊与当代文学运行机制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文学选刊在当代文学的传播、评价、生产引导机制中居有重要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它们主导着当代文学的大众传播,它们居于当代文学评价等级的高端并领导着其他文学评价活动,它们引导著作家的创作,影响着原创性期刊、图书出版等文学生产机构的活动.这使得选刊这种媒体及其活动,成为当代文学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纽结点.     

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

菲律宾华文文学，首先是菲律宾多元文学中的重要一元，同时又与中国文学有着密切联系，中菲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久远。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均在菲律宾持续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侧面探讨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关系：（１）从通商贸易、文教传承到文学交流；（２）中国现代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３）中国古代爱国诗人、诗作与菲律宾。     

文学与乌托邦

本文以乌托邦情结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发展线路,即由现代文学的虚构乌托邦到当代文学的践行乌托邦,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乌托邦破灭。乌托邦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虚幻但又需要的情感,而不是一种价值和道德,更不是一种理性。不少文人也在这种乌托邦的虚构和践行中得到了心理补偿和情感慰藉,这是弱国子民在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文学宿命。     

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十七年东北文学论

十七年东北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时代的波峰浪谷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背景下进行了艰辛的艺术探索 ,并在现实主义叙事、北大荒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创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年东北文学在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有机交融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审美底蕴     

80年代以来"丑学"研究述评

“丑学”作为感性学(aesthetics)的范畴之一,长期被遮蔽在“美学”的阴影之中。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创作界对“丑”之态度的转变,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丑的大量描写,丑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从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关于丑的本质,丑与美的关系问题,并围绕“以丑为美”和“化丑为美”进行了讨论;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论界开始关注文学审丑现象,主要针对先锋文艺中的审丑现象进行了分析。对80年代以来关于丑学理论研究进行分析,能为感性学的现代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能够更好的把握文学的动向,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

略萨因对专制政权的痛恨和民众反抗精神的精致描写而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实印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是对人类自身的研究,是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文学的政治性表现为文艺作品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与探索,因而具有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政论性文学层面上,文学文本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诉求,因而具有政治认同的历史作用。略萨的文学创作两者兼而有之,不仅为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包蕴树立了典范,也为困境中的当代文学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学政策与当代文学的制度阐释

本文主要讨论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认为当代文学政策被描述为与社会生活和历史规律等质化,成为文学真理的化身,它整合了文学的各种价值利益,也制约或主导了当代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走向,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生产.同时,文学政策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既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限制功能.     

新世纪文学:困境与生机

本文描绘新世纪文学的图景,针对当代文学一"胀"一"缩"的现状,分析传统文学法则在遭遇不同亚文化群体"规则壁垒"时的处境,指出由此导致的经由媒体过滤后的公众"当代文学想象"对当代文学的低估与伤害,以及这种格局造成的当代文学困境。本文也针对这种困境提出了可能的因应之道。     

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

以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为标识,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藏族文学不仅向外部世界展现了高原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并在超越个体民族文化的高度上,承担了对本民族成员文化启蒙的重任。20世纪80-90年代,是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民族文化发展求解。这不仅是当代藏族文学区别于内地同时代文学的个性所在,也是藏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文学"知识场"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文学"知识场"是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场域"理论和知识谱系学二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理论前提是要确立文学"知识"观。文学"知识场"研究主要是研究场内不同谱系的文学知识话语变迁和差异形态,以及各种因素在其等级性特征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等,可以凸显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处于转型阶段的文学实践。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往无论是以社会、作者、文本或是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大都囿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更多地关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断裂意义,而忽视不同文学格局间的内在联系。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为突破二元思维,重塑新时期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可能。     

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关系,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制订了文艺方针,颁布了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机构和组织。它还借助于会议报告和个人表态整合并统一了文学观念和思想,进而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有计划的管理时代。     

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内地女性文学差异之辨析

作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当代内地女性文学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也使得二者呈现出了鲜明的审美差异,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这些审美差异主要体现在“私人化写作与非私人化写作”、“物化写作与朴素之风”和“审丑写作与中性写作”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