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经济转轨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分权化而非民营化开始的,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巨大活力,是中国经济转轨与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主要差异,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的地方政府,在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和增长的基本态势,并且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

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当地改革进展和经济发展绩效影响极大。浙江经济在改革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基层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和地方政府的保护性默许，这三种因素的组合构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网络。在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这种创新网络也应相应更新和完善。自发创新为主应向自觉创新为主转换，试点突破应向系统整合转换。降低制度成本，健全经济秩序是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条件     

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变迁:经济学视觉

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转轨过程的实质是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通过政府主导的分权化和市场化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引起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单腿独进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效应,表现出了市场化扭曲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消解了社会整合的伦理基础,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政府合法性看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在追求财富的有效增长的同时，要积极回应公民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的需求。从北欧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威权型政府更多地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型政府能将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完美的结合起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也可以看到，政府要处理好财富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关系，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公民的需要和权力，也是现代政府的责任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所有制改革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必然涉及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所有制转轨的关键,这决定了俄罗斯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性.俄罗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是私有化,并主要分为小私有化与大私有化两种方式进行.总的来看,俄罗斯私有化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而且也较为顺利地实现了私有化的目标:建立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俄罗斯在对城市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同时,也对农业进行了改革.农业领域的改革主要涉及农业土地私有化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改组等问题.尽管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但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农业政策的调整,其农业已出现好转态势.     

民众经济权利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

从制度因素中经济权利的角度剖析中国转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分析经济权利作用于劳动、知识、资本要素增长率的过程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转轨初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在于赋予民众一定程度经济受用权的前提下,通过逐渐扩大民众经济行为权,使民众的要素供给增加,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随着改革的深入,当行为权不再起限制作用后,应继续促进要素供给增加以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并将改革的重点主要转向完善经济受用权。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需要践行依法行政

弱政府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市场,而一个强政府只有自身强而有力,才能做到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尽快建立"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促机制,在当前我国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正确认识依法行政、政府转型与经济转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才有条件进一步从消费模式、城镇化、低碳发展、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深入探寻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模式,从需求升级、产业升级、贸易转型、区域经济以及民营资本等方面设计经济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当前新常态下实现依法行政与经济转型应着重探寻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找到依法行政与政府职能转变语境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实证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是世界各国面对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共同问题.由于资源、文化条件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的路径都不尽相同.本文以苏州市为研究案例,通过对这一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观察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型过程,分析苏州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新一次转型的必要性以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实现转型的路径和策略.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转型”一词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文章所使用的转型，特指“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为增加各阶层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和最终结果看，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恶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要强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     

浅析我国转型期经济高增长背后的资源配置低效率

在我国转型经济中,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资源配置低效率。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败论”为我国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解析框架,而我国的特殊国情无疑也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今后欲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充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限、高效和法制的政府。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增长分析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经济步入了相对稳定的高速增长期。这不仅得益于国际市场高启的石油价格,也得益于俄罗斯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虽然俄罗斯作为转型国家目前还存在加快结构调整,摆脱财政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扩大国内外投资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总体上看,未来俄罗斯改革进程会稳步推进,改革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经济仍会维持较快增长。     

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过剩

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过剩主要是因政府经济职能错位而引起的政府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运行的不适当干预，结果导致市场经济新体制发育受阻。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的过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微观经济职能的过剩；直接经济职能的过剩；纵向经济职能的过剩。改革政府过剩经济职能不仅着眼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量的分解或转移，而必须着眼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重构，以此来实现政府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对于国民经济的合管理     

转型路径与经济增长——中俄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带管理资本学习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俄罗斯及中国的特定经济转型路径、模式及绩效比较.分析表明转型模式虽然对转型初期的增长有所影响,但并不是转型绩效最基本的决定因素.不同模式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此优彼劣的必然关系,而且.两个国家还都在继续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还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都进行了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 ,但两国改革所面对的国情不同 ,改革所选择的方式、路径不同 ,效果也就大相径庭。国际学术界对中俄改革的进程与成效有不同的解读 ,但一般以肯定中国改革的为多 ,支持俄罗斯改革的为少。本文从中、俄两国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大前提出发 ,比较两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及其路径选择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的绩效状况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要求经济转轨国家在开放本国经济的过程中放弃过分理想的“休克疗法”措施 ,重新界定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 ,在国际竞争中驾驭本国的经济发展 ;同时 ,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策略、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及政府行为的艺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要选择适当的经济转轨速度和市场化改革次序 ,掌握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转轨国家政府还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 ,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符 ,重振政府的机构能力 ,并以企业精神来改革政府 ,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地方政府职能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提出来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向21世纪现代市场经济.我国现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轨期,在这一转轨期,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我国国民经济分层管理及调控格局的形成,地方政府怎样在增长方式转变中发挥职能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与行为合理化,探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深层制约因素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投资的行为主体。他们积极进行城市建设投资,并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扩大本地投资水平,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缺乏严格预算约束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其效率总体上来讲并不高,难以拉动起更多的民间投资,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小,这也导致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行为主体的角色应不断淡化,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其对经济的控制权和决策权下放给企业,而专注其公共管理的职能。     

中国金融抑制、金融漏损与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和经验表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中国在长期处于金融抑制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颇为相悖,中国金融抑制下的金融漏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处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加快金融深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