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环保潜能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农村社会的一项重大难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要,单一的治理主体和以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已成为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环境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和农村社会组织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因而,探求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治理模式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     

社会网络下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55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农民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力军,提高其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农村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基于福建省福州市、三明市、宁德市、龙岩市、南平市55个村庄的286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均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有较强的影响,网络越发达,农户越愿意参与环境治理;在正式网络方面,农户环境治理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来自村庄治理参与意愿与家乡建设参与意愿两方面;在非正式网络方面,邻里关系、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尤其是邻里关系;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在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中互有中介效应。为此,应建立健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发挥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逻辑审查与实践选择

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已由政府监管企业的二元模式阶段转向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应然逻辑和制度实践随即成为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判断出现了理论与悖论、民主观与利益观、结构主义与个体理性等多重争论.重新从环境治理中公众与政府关系切入,将其视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基点,进而对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进行审查,并建立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众与央地两级政府的合作治理策略,未来实践中,应重点以参与意识培养为导向的环境教育体系改进、以参与成本降低为导向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和以参与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法律法规保障强化.     

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赋权-认同-合作”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作为对"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的改进和创新进入到学界视野。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对其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的探讨,缺乏从公众个体心理层面的深入研究,而后者才是决定公众行为的根本性因素。本研究引入计划行为理论,从影响行为意向的三个关键因素"态度""社会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入手分析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可行性和困境,并且构建了"赋权—认同—合作"的参与机制,以从根本上提高公众的参与水平。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政府间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评估

全球环境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治理模式也由原有的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向有限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发展,呈现多方向的新变化。除国家政府之外,就国际组织而言可分成政府间国际组织(IGO)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两种。文章将探究在全球环境治理问题上是否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替代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以绿色和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两大组织为例,从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功能需求方面进行案例对比分析与治理有效性的评估。     

社会资本视阈中“民众导向”治理模式探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在活动依据、服务功能、绩效评价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民众导向"治理新趋势。"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拓展,逐渐彰显了其在行政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局限,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将立足"民众导向"治理这一新趋势,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农民流动、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格局,并将乡族式社会资本带入城市,这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同质性、强联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本身内含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合作信任、公民信任严重不符,导致城市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思路、治理法规、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存在弊端。维护城市稳定,实现居民团结合作需要政府治理的革新,以为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大都市环境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合作的视角

大都市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向度的问题,不仅涉及的部门众多并且连接到不同的地区。因而,大都市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成为必然。在分析都市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动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建立"问题导向型"的合作机制、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完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效益债券: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法律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财政"新常态"为破解民生类公共产品供给困局增加了新的滞碍。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产物,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效益债券制度厘革修正了政府直接出资购买社会服务的传统民生产品的供给体制,径由发行社会效益债券融通社会资本应用于社会服务供给。政府作为委托人不直接为服务付费,而是以服务结果为导向———为效果而偿债,较好地实现了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多重目标。在政府简政放权、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和社会治理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可以改造升级这一国外的金融创新,依托政府、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共济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增进社会福祉。     

中国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新、驱动因素与趋势研究

随着农村中青年向城市迁徙等社会环境变革,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农村养老难题更加凸显。应对农村养老困境,新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涌现。基于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创新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了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敬老院、邻里相助等7种模式的特征,发现新模式需求是地方政府自我实现、社会自我创新、中央倡导支持等综合驱动的结果。其更高程度的政府补贴支持、基层管理自治、服务地点集中等创新演变特征,是和低收入、有村委会组织、居住分散等实际乡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中国农村养老服务有很大潜力,国家应进一步推进土地确权,支持社会资本进入,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自我探索与实践及在此基础上的示范推广。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治理危机的化解之道

政府治理陷入危机实际上是风险社会的一个表现,其核心是社会资本的高度离散。当前中国所处的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性风险与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风险混合在一起的双重风险社会,化解政府治理危机的关键在于以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为契机来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将政府治理危机化解为增强政府社会资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