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关于宋词词派的批评

宋人的词派观念、词派意识虽落后于创作实践,但后代词论家对宋词词派作了仔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多种词派观点。尤其是对宋词三派的批评,既符合宋词发展的实际,又揭示了词派各自独特的风格特征。     

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汉魏名士中存在着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事功派名士贵务实,多有经国济世、打理庶务的能力,长于政治经济;浮华派名士尚虚誉,多有清谈交游、论辩著述的能力,长于思想文化。双方既特色鲜明,又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魏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之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权派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尖锐对立，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下，以胡适、罗隆基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月》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松散联盟——人权派，掀起了一场人权运动。他们援引西方的天赋人权观念，宣扬人权至上，要求制订宪法，鼓吹言论自由，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专家政治；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一党独裁，又诋毁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运动；企图使中国走上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由于他们理论上的错误与危害，政治上的落后和软弱，注定了人权运动在中国破产的历史命运     

“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的论争

八十多年前，“中国农村派”和“乡村建设派”就中国民族发展前途进行了论争。由于双方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对中国农村危机根源的判断和据此提出的解决之道迥然不同，由此也引发了“革命”与“改良”之争。“乡村建设派”从救济文化失调着手，试图通过改造文化实现民族自救。“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批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和实践运动，核心即后者对外不“反帝”、对内不“反封建”。     

新月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文化交往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成立的新月派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上一群知识分子之间的跨语际交流关系，余响远播，萦绕至今。随着他们之间往来书信的曝光，这段被传为佳话的东西方文化之遇，承载着彼时不同传统和场域的文化、思想、观念彼此照面，激荡并沉淀了丰盈的历史记忆。这场思想与文化的交汇实践，虽被岁月海浪冲刷掩埋，然而，从今天的文化与思想史语境来看，钩沉其意义和价值仍然显得非常有趣和必要。     

学衡派论诸子学

五四后的诸子学研究所以常起纷争,说到底,其核心还是涉及到一个怎样评价孔子的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向一个是以学衡派等为代表始终反对一味诋毁谩骂孔子的一些学者,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孔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给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当年激烈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一批学者,开始摆脱狂热,从历史的意义上研究孔子,强调诸子学平等.二者相辅相成,加速了传统经学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发展.这又是一个从心理到学术都需要调适的过渡时期,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冲突,甚至不乏情感的偏向,都应视为正常的现象.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

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提倡闲适的小品文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他们不断地为自己塑造疏离现实政治、独立于"左"和"右"之间的自由主义政治身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的锋芒既指向国民党当局,又指向左派。然而,他们对现政权是大致认可的。其文学倾向从根本上与左派对立,不免遭到批判。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进行政治批评,考察和分析论语派理论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政治,并进一步进行定性,指其为统治者"帮闲"。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言志派作家那里,"小品文"与"个性"紧密相连,小品文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胡风运用唯物史观,指他们的"个性"脱离现实,是抽象的、过时的、非道义的。言志派与左派的深刻歧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不同可以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理论加以阐明。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学衡派的理论基础是从西方输入的,他们也主张学习西方从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只是在具体观点和逻辑思路上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派是新文化派的反对派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质上是西方保守主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形态.对语言的误解使学衡派坚守文言文,并最终使他们的现代思想显示出古代性.事实上,学衡派与顽固派有本质的区别,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品格.     

论新月派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派是一个浪漫主义流派，而从浪漫主义走向现代主义，是后期新月派文学创作中时隐时现的运行轨迹。本文对后期新月派的主要创作活动进行具体考察，粗线条地勾画出现代主义特征在新月派创作中的发展演变轮廓。     

实现会计人员统管统派的改革思路

目前,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不利于会计人员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监督;不利于财政部门对会计人员进行更直接更有效的监督和保护;不利于政府有关部门职能的转变。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认真总结试点地区实行会计委派制的成功经验,加大改革力度,以点带面,大力推广,最终全面实现会计人员的统管统派。     

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

本文论述了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的关系。指出,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对学衡派影响较大,学衡派在宗教观、平等观、保护私有财产、反对革命等问题上与西方保守主义有较大的一致性。而西方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自由,学衡派却由于民族危亡语境中对国家富强的渴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论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案

本文对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案进行了叙述和评论 ,学衡派文化运思方案的根本原则是以道德为指归 ,通过汇通中西文化中道德文化的精华来熔铸新文化 ,进而拯救中西现世文化。他们的这一方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悬隔 ,以至于遭人诟病乃至遗忘。     

鹅湖之会与稼轩词派

辛弃疾、陈亮二人的鹅湖之会是辛、陈交往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稼轩词派形成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次会面中,辛、陈二人以词相互酬答,为后世留下了一段难得的佳话,更在实际的意义上强化了稼轩词派的显性特征,扩充了稼轩词派的创作队伍,壮大了这一词派的创作力量,使得稼轩词派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流派.     

论语派小品文创作论

本文认为论语派小品文并非一味都是闲适小品 ,也没有远离现实 ,相反它们展示了 3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并对社会与政治的丑恶予以嘲讽与针砭。它们倡导以自我为中心 ,以闲适为格调 ,袒现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心态。     

学衡派群体的主导价值观

学衡派学术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文章多是直指新文化派的领军人物和观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学衡派的言行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们的思想中有着即使没有新文化派也会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主导价值观: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保留国性。他们主张尊重经验理性,尊重历史传统,与时俱进,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