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小说中的个体叙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萧红的小说创作始终以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和描写而特立独行于主流的宏大叙事.在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中,她把她的儿童视角、主观色彩、忧郁气质和自由精神融入了那一个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叙述中,在呼兰河的人们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故事里摸索到生命的应然与实然.     

萧红的地: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也是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她的归宿。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地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安居同样强烈的渴望。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距哈尔滨三十公里）和时间（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确证着萧红的“…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张爱玲笔下的婚恋故事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在揭示人生婚姻悲剧的写作中孜孜不倦又成绩斐然的,当属张爱玲。张爱玲把自己融入到了她笔下的婚恋故事之中,她执著于造成悲剧命运的原因的探索,一如执著于婚姻价值与人性弱点的挖掘。她的强烈的感性色彩体现在她与故事人物一起经历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同时所坚持的对生命情感的追问,对小市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理想人生的渴求上。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

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她赞颂女性,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女性描写中,她称赞:女性的人品高尚,性格坚强、刚毅,不向封建道德观念与黑暗恶势力屈服,敢于同命运抗争;另一方面,她鄙视男性,抨击和嘲讽男性,如在<逃难>和<马伯乐>中,对她的这种思想体现得尤为突出,她觉得:男人貌似强大,了不起的样子,其实思想卑微、自私自利.男人不仅胆小、怕事,而且比女性懦弱、愚蠢等等.萧红笔下的这些男、女形象的刻画都充分反映了她作品中的女权思想.     

别样视野的身体写作——萧红笔下女人的生死场

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是早在埃莱娜·西苏身体写作理论出现以前就在本土萌生的荆棘树。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尚未有证据显示萧红生前接触过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但是她的作品中有着自觉的性别意识、自觉的性别视角和独特的女性话语,散发出女性身体写作的先锋性光芒。     

乡土女性生存的书写——对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的一种解读

萧红对于乡土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是十分特别的,她写出了自然生产给乡土女性带来的种种不幸并显示出对她们的关怀,同时揭示了国民劣根性对她们的精神奴役,而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也体现了乡土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这就使她的作品有了新的超越。     

双向煎熬的神话传奇——评李锐《银城故事》

《银城故事》是李锐的长篇力作,本文主要从李锐写作《银城故事》的姿态出发,探讨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作姿态?他的思想资源在哪里?在文本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因此笔者从主题上的反历史、反神话、反宏大叙事等表现作者对个人生命体验与情感的关注。叙事上从反民间角度涉足,表现作者的"双向煎熬"。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创作比较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在创作上有诸多相似,散文化的结构、童年的视角、自叙传式的故事、对故乡的遥望与怀念,给了这两部作品以神似:怀恋的,哀婉的。同时作品中又弥漫着强烈的差异,林海音是生活的主角,坚强而独立;萧红则是一个旁观者,寂寞而孤独。     

杨绛与《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的散文《读书苦乐》和现实中读书生涯,彰显了她一生勤于读书的内在原因、状态和境界。杨绛的生命之乐源于读书;读书之乐也润泽了她的生命。读书既是她职业和志趣的需求,也是体验生命、从容处世的立足点,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她生命的能量、成就了她生命的价值。     

呼兰河畔的一朵新花──赵国辉小说集《风筝的天空》评析

青年作家赵国辉的《风筝的天空》（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艺术上有新意、思想上耐品味、审美层次较高的小说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宏图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关于呼兰河的故事》中，对作家和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笔者拟从另外视角略作评析。刻意描写感觉《风筝的天空》在艺术上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刻意描写感觉．作家在呼兰河畔生活多年，他崇拜萧红，师法萧红的创作优点．萧红在小说创作上独树一帜，求新、求变、不拘一格，具有一种超前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     

论萧红童年母题中的死亡叙事

就现代童年母题而言 ,萧红无愧为“集大成者”。萧红她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呼兰河人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中 ,同时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存的无意识领域中 ,从而赋予童年母题文学一种独特的内在精神 ,将现代童年母题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意义境界。     

让俩婆婆成闺蜜这个儿媳不简单

正近日,一则《儿媳带着前婆婆改嫁,还把俩婆婆打扮成双胞胎,俩婆婆成闺蜜》的图片新闻在各大门户网站发布,故事中的儿媳叫甘秀霞,住在北京顺义郊区。那么,甘秀霞到底有什么妙招儿?她和两个婆婆之间,又有着怎样温暖动人的故事?前任婆婆帮儿媳找对象2018年7月23日,甘秀霞的邻居李婶来串     

男权世界中女性悲剧的历史──陈染小说浅论

陈染，以其诗意而孤傲的话语，卓尔不群的写作姿态，坚强而执着地固守着那片苍凉的阵地。她拒绝了外在一切伪饰的繁华与喧嚣，兀立于当下文坛焦点话题和关注视线之外。她选择了退守黑夜。因此，读她的小说，正如同坐于暗夜中聆听这舒缓悠扬的音乐独白，去深味那封存于心灵深处的久远的故事和过往的情怀。在花样翻新的潮流变幻中，无论你是在意抑或是忽略这极具个性的声音，陈染都一如既往地在她的创作中实现着她对女性生存意识的内在律动的观照和生命个体的深层空间的探求，从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体验写下了关于女人的生活，关于女人的历史。…     

宽容是金

近期读到这样一则故事。 一名初三女生暗恋上自己的老师,被一时强烈的感情驱动,给老师写了一封表示爱情的信。信件寄出后,她后悔了。老师是一个有了幸福家庭的人,收到信后对自己会产生什么看法?父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办?同学们又会怎样鄙视自己?女孩子越想越害怕。她怕老师和同学们的眼光,怕父母亲突然出现在学校里。恐惧咬噬着女孩的心灵,她甚至想到了轻生。     

游走于诗性与智性之间——论铁凝小说的叙事策略

从铁凝小说诗性与智性的小说语言策略出发,探索了铁凝的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其叙事策略体现在诗性描写与智性幽默两方面。铁凝将诗性因子融入小说创作,将营造氛围、铺设情调提高到文本的核心与精髓,在散淡的故事和模糊的人物身上寻找生命的意义,使其小说具有了明显的诗化倾向;智性幽默是铁凝对生命感悟的另一种方式,在情节设置上她采用一种适度的夸张,使小说获得了荒诞的意味。     

母亲节的由来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这个国际性的节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面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安娜于1864年诞生在美国西维吉尼亚州格雷佛登城。她的母亲是位教师,母亲以爱心诱导学生向上。一次,当向学生讲授应当如何孝敬父母时,希望他们当中有人能想出办法来纪念母亲的爱。 她的这番话深深印在女儿安娜的心上。在母亲的     

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

新时代以来,叶梅的创作发生了较为鲜明的转向,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文体上,叶梅由以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以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创作为主。在内容上,叶梅跳脱女性受压迫—女性意识觉醒—走向反抗之路的叙事套路,转而书写勇担时代大任的新时代女性,彰显新时代女性力量;她的生态文学创作由自发转向自觉,用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进行生态书写,讲述生态故事,构建生态文化;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     

老年人要学会自己找乐

正"看过老电影《柳堡的故事》或《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老一代观众,一定会对影片中的"二妹子"和春妮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扮演者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艺术家陶玉玲。如今,陶玉玲已84岁的高龄,但艺术生命依然璀璨。老同事们都叫她"小陶",时间长了,她总觉得自己不老,有时路人称她"老太太",她反而会觉得不适应。"可能是我的心态比较年轻吧。"陶老如是说。在她的养生词典里,有这样一句话:"老年人要学会自己找乐。"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