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苏联“伪军”

正二战期间,苏联也出现过大批"伪军",其成员来路复杂。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苏联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仍有数百万苏军官兵在战争初期沦为德军俘虏,部分人当了"伪军"。苏联伪军的构成背叛祖国、替纳粹德国侵略者效力的苏联军民,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第一类,是丧失了政权的原沙皇政府的武装力量残余。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仅半年多时间,当14个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时,这些武装力量残余趁机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反扑。尽管遭受失败,但企图夺回政权的野心始终存在,只要一有机会,这股残余力量就会冲到反击苏维埃政权的最前线。因此纳粹     

奉系军阀关内扩张简析

本世纪初,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建立了东北霸业后,在张作霖统率下,五次开进山海关,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并一度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军阀竟然能够由“白山黑水之马贼”而“纵横一世,驰骋中原”,称霸中国北方。这一历史现象,无疑是东北史和民国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奉系与直系、皖系均为北洋军阀中颇具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6年至1928年,历届北京政权无不操纵在三个派系手中,并且成为三大势力之间相互凌轹、妥协的产物。即使某一方战败退守,仍遥控北京政府的政事活动。1920年的直皖战争后,奉直军阀的联合与争斗构成了北洋军阀统治后…     

北京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历程概观

当代北京儿童文学经历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建国后到“文革”前的第一阶段 ,北京的儿童文学初步发展。“文革” 10年 ,北京儿童文学进入了荒芜期。新时期以来 ,北京儿童文学进入了繁荣期。本文试以当代北京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为线索 ,描述它在各个阶段的形态、特色和成因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日本政权更迭与中日关系

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第45届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大胜,自民党大败。9月16日下午,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新首相,组成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的三党联合新政权。战后以来（或日“自1889年即明治22年以来”）,日本首次因众议院第一大党交替而建立新政权,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政治真的走上了战后历史的分水岭,进入一个崭新时代？日本政权更迭对今后中日关系将可能带来什么影响？上述问题便构成本文论域。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2019年日本进入"令和时代",社会政治生活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曾经在21世纪初期如火如荼的松下政经塾也迎来了建立40周年纪念。在经历了大批毕业生或问鼎首相、或居重臣高位、或执掌地方政权的鼎盛期,又随着民主党下台进入相对消沉的衰落期之后,今天的松下政经塾能否通过变革重新振兴?当松下政经塾出身这个"闪光灯头衔"不再耀眼,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如何继续在日本政坛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剖析松下政经塾的现状与走势,进而回答它在当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     

五女山山城

正五女山山城位于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城东北8公里处的五女山上。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第一代王城"纥升骨城"的部分遗址。据载,公元前37年,中国东北地方政权"夫余国"王子朱蒙率领一部分人在此建国立都,号称高句丽。作为第一代王城,高句丽王朝的政权在此经历了整整40年的时间,先后有两代国王在这执掌政权。山城依山势而建,呈不规则的楔形,远远望去似一只单靴,南北长1540     

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以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的相对影响力变化为中心

纵观近20年来日本签署的EPA,2013年以后其对象国层次和农产品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基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以日本首相和农业保护三集团(农林族议员、农林官僚及农民组织)之间的相对影响力为中心,考察自民党政权(2000年4月—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2009年9月—2012年12月)及安倍晋三再度拜相后的自民党政权(2012年12月—2020年8月)的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的演变发现,随着"1955年体制"被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取代,日本EPA农业保护政策形成过程由共识型决策过程转为专断型决策过程,是引起上述两大变化的内在原因。安倍辞职后日本是否会延续专断型决策过程,还需进一步观察。     

日本民主党政权的中小企业政策

日本的中小企业长期受到融资难、少子老龄化、不公平交易等各种问题的困扰,近年又相继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多重冲击,处境越发艰难。为解中小企业之困,日本民主党政权主要采取了增加财政预算、降低法人税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支援灾后重建、支持中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等经济政策。通过解读上述解困之道可以看到:民主党政权比自民党政权更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大,民主党政权正欲构建日本式的"星云型"社会体制。     

略论伪满政权“三大国策”及“建国精神”的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炮制了伪满洲国。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所谓"三大国策"和"建国精神"的"基本国策",是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从中可见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伪满洲国政权不仅是傀儡政权,而且也是日本统治下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政权。     

孙中山的廉政理论与实践论略

孙中山决心推行廉洁政治源于他对满清王朝官场腐败的揭露以及对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之初官场现实的忧虑。基于"天下为公"的"官为民仆"思想和基于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道德修养论,是孙中山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法律为纲"的思想出发提出依法治国的构想,从"主权在民"的思想出发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监察制度,从"任人唯贤"思想出发建立官吏选拔考试制度,是孙中山廉政探索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自身做起,当好表率,在行为实践中躬行实现廉洁政治的理想目标,是孙中山廉政探索的个体道德实践。孙中山的廉政探索,对于我们当今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元稹与宦官关系再考辨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其政治品格历来受人非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元稹结交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以谋求权位等问题上。20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唐穆宗朝,裴度因与元稹政见相左,受人挑拨,污蔑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元稹与崔、魏的交往皆属政事上的正常交往,并未借助宦官谋求私利。长庆年间,李逢吉勾结宦官设计圈套一石二鸟陷害裴度和元稹。这就是所谓的元稹“结交宦官、政治变节”的历史真相。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的现实目的强烈;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学术经院化色彩强烈,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渗透,文人们内心鄙弃武力。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     

《关学编》的编纂动机、体例特点及其学术史意义

《关学编》由明代关中著名理学家冯从吾所撰,是我国第一部关学史著作。在体例安排上,该《编》立足于关中地区,以纪传体形式＂独载理学诸先生＂,摒除朱子学、阳明学门户之见,揭示关学师承及其学风的延承性。不仅有助于挺立以张载为创始者的关中道统,而且开启了＂关学有编＂论及关学史撰写的先河。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元政府在大都路核查隐漏土地,目的在于"履亩收税"。这次税粮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在于权贵豪右隐匿人口、影占土地,导致按丁收税政策大打折扣;阿合马被杀后上台的和礼霍孙儒治集团"抑兼并"的道义追求则直接促成了这次土地核查。这一措施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对元代经济影响深远。首先是使得统治者放弃了北方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而把希望寄托在掠夺江南这一层面;其次是为后来的"延祐经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