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思维特征的精妙阐释——对《文心雕龙·神思》的一点解读

《神思》篇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总纲。“神思”是指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维活动及状态,并不单指艺术想象,也不是仅限于艺术构思阶段的思维活动及状态。“神与物游”是“神思”的基本特点,另还有情感性、虚拟性、艰苦性等特点。培养“神思”应从“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方面入手。“神思”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古代文论范畴。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读《文心雕龙·神思》

对《神思》篇内容的理解，长期存在“想象论”、“灵感论”两种看法。本文从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及其心理机制角度对此篇进行分析，指出“想象论”与“灵感论”的偏颇不足，从而引入论述的中心内容及《神思》之文学地位。     

章太炎文论话语的朴学形态

运用朴学方法从事文论阐释是章太炎文论话语的基本形态。通过考证“文章”与“彰”的义界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章太炎认为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皆可以称之为文学 ,而“彰”只是“文章”的一部分。基于崇奉朴学的经学立场 ,他把“知小学”视为论文的前提 ,据此考察文学的发展 ,开展作家作品的评论 ,其文体观念因此停留于传统目录学的范畴以内。这种朴学形态为章太炎的文论话语披上了一层泛文化论的外衣     

文论商兑三题

一、意象思维刍议朱光潜先生为证明“想象”一词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举出《楚辞·远游》和杜甫《咏怀古迹》(见朱先生《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为例。其实,古代文论中也出现过“想象”一词,见之于王若虚《文辨》、范德机《诗学禁脔》及叶燮《原诗》。但都不是作为文论的专门术语。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术语,例如刘勰所谓“神思”(“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云云),这就是西方文论中所说的“想象”了。     

中国古文论诗性特征剖析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文论家不仅用诗的精神和诗的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且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品评结果,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质和外观的文艺理论。且不说历代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无处不洋溢着诗的激情,无时不显露出诗的智慧,即便是最具理论形态和思辨特色的《文心雕龙》,也是不乏诗性的。彦和论“神思”则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风骨”则曰“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谈“物色”则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是文论,这又是诗,亦诗亦论,论在诗中。     

中国文论被忽视的谱系性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比较诗学视阈的中国文论因缺乏西方文论建构所具有的体系性与明晰性而遭到贬值对待。究其原因,与同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有关。学界忽视了一个基本史实,即意音文字汉字及其书写立象尽意、依经立义、比物连类的话语模式赋予中国文论另类于拼音文字及其书写意义假设、归纳演绎、描绘叙述的话语模式的西方文论的谱系性,由此形成了另类于西方文化形象话语体系的意象话语谱系,进而成为中国文论纲领。中国文论谱系性的被忽视会导致对中国文论整体把握与个案解读的偏差,乃至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失语。     

漫谈写作中的“意”

“主题”是写作学中引进翻译过来的概念。“主题”是文章和文学作品的统帅,是写作行为中“第一位”的工作。我国古代文论中“意”虽然与之相近,但比“主题”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其生成过程也复杂、有趣得多。探讨“意”的行为过程及特点,对于写作,其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错误的“意音文字”文字类型观及其辨正

国内语言文字学界提出"意音文字"说的学者,由于常把汉字中的"字"与表音、意音文字中词的书写形式对等,所以常常混淆字符的内在构形类别与字符记录语言的功能类别,造成对"意音文字"类型理解与分类上的偏差;否定"意音文字"说的学者则把文字的字符类型错误地等同于文字的体系类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意音文字"类型的文字。实际上,文字的字符类型应该是文字表达语言的基本符号类型,"意音文字"应该是由表意、表音两种类型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类型。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艺术构思:神思与意象

刘勰提出的“神思”和“意象”之说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蕴.他把“神”与“思”分开来论述,揭示了文艺创作构思的审美特质;他把“意”与“象”合为一词论述,将文艺创作构思提升到审美心理层面;他把“神思”与“意象”结合起来论述,列为创作论之首,具有重要的开拓和审美价值以及重要的创作实践指导意义.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玄览·神思·妙悟——中国古代艺术思维论

对艺术思维问题,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虽没有多么系统和完备的论述,但从历代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些散见于文论或诗话的片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艺术思维问题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及切合创作实际的揭示和描述。本文意在择取陆机、刘勰和严羽等几家有代表性的经典论述,对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加以系统的梳理,以勾勒其概貌。简言之,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就是“玄览”、“神思”和“妙悟”。这三者之间虽有交叉,但各有侧重;既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思维论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又揭示了艺术创作思维过程中渐次深入展开的三个阶段,巧妙地显示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如果说艺术创作是审美主体(心或神)与审美客体(物)亲和交感的产物,那么,“玄览”、“神思”和“妙悟”的创作思维过程也就是以心观物、“神与物游”和体物得神的物我合一过程。遵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线索,按照心与物或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下面我们试对中国古代艺术思维论作一分步的考察和描述。     

重估王阳明“心外无物”论的价值——读丁纪《鹅湖诗与四句教》所思所得

丁纪的《鹅湖诗与四句教》一文对阳明学的兴盛表达了忧虑。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却在义理上顾此失彼。就思想本身的价值而言，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确实被大大高估了。     

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

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的“文气”审美批评

李奎报的“诗以意为主，意亦以气为主”的主气论，包容诸多内涵：或指创作主体之气即作家或诗人的气质、个性、才性；或指创作文本论即气在作品中指称的精神、力度、风格、美感等要素；或指创作过程论，即创作主体在创作思维中的“灵气”、“气机”、“灵感”，也就是“文之气脉”。从这些方面来关注它，无疑，李奎报主气论既是对中国诗歌理论的审美接受，又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课题。     

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

范晔史学思想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一是“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关于“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 ,就其史学思想而言 ,与司马迁、章学诚相类 ,这个“意”就是对历史内在本质及其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史家作史的目的。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 ,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 ,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范晔在《后汉书》的纪传中对东汉一代有关教化与刑罚、安置功臣、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问题的论议 ,就充分反映了他“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的深刻见解。上述两个方面 ,实为认识范晔史学思想的关键     

“目观”文化与中国写人文论的统绪性

在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论史上,味觉、听觉、视觉等感官感觉在抒情文论、叙事文论、写人文论建设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和地位,并由此导致三种文论生发的不平衡性。随着诗骚文类的早熟,基于味觉审美的抒情文论得天独厚。就共同处于劣势与弱势的叙事文论与写人文论相较而言,前者尚且能够伴随着“史传”的叙述经验而有较大发展,后者则虽能有“绘画”写真经验支撑,但仍显得步履蹒跚。同时,传统“贵耳贱目”观念对偏于听觉审美的叙事文论发挥了助推作用,而偏于视觉审美的写人文论则主要得力于传统“目观”文化支撑,有幸兼得诗赋之“观物取象”与绘画之“传神写照”等文论观念哺育,至明清在戏曲小说批评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画境”审美的不断追求,各种戏曲小说批评纷纷以“观象得意”“观画得趣”之类的评语来评赏写人文本,使得写人文论逐渐达到某种统绪性的境地。     

先秦名实之辩与“不可说”论的起源

中国古代思想中始终回荡着一个声音:“不可说”。“无名”、“不可言传”、“言不尽意”、“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所有这些说法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有……是不可说的。这一思想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诗学中,有时对语言作为传达意义的工具表示怀疑,如“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有时甚至把语言视为意义的障碍,似乎恰好在语言不在场的时候,有意味的东西才露面,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最习见的说法是“言有尽,意无穷”之类,认为意义有可能在语言已打住之处继续伸展。中国诗学中的许多概念都与“不可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静观”、“意象”、“意境”、“隐秀”、“神韵”、“形神”、“含蓄”、“妙悟”、“平淡”、“浑然天成”、“象外之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