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与早期南社

晚清革命文士于右任,是南社孕育、诞生、兴起阶段的有力襄助者、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于右任主政的早期《神州日报》是滋生神交社和南社的温床,《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成为汇集四方革命英杰、揭载南社开社文献、扩大同人社会影响的报刊重镇,《民立报》则是南社成立初期同人汇聚之所与传媒阵地,其附刊成为与《南社丛刻》声气相求的同人文学园地。南社初期的于右任报章诗歌诗话,高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忧患主义、铁血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体现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创新性发展思路,以及对“诗界革命”诗学精神的承继与发扬。虽然于右任并非南社的直接发起人,但他对南社的卓越历史贡献及其作为诗人在南社的重要地位,需要重新揭橥、认识与肯定。     

杨虎城将军在陕西靖国军斗争中的重要贡献

杨虎城将军在陕西靖国军时期的奋斗历程,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杨虎城将军在靖国军中屡建战功,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当陕西靖国军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他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和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主张,临危受命,坚持斗争,直至靖国军失败退守陕北。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陕西靖国军前期斗争述论

1917－1923年的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反对军阀独裁统治、重建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革命活动。其中的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地区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长（1917－1922年）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北洋军阀的围困中苦战五年之久，最终由于其内部貌合神高，缺乏统一领导，被北洋军阀分化瓦解。笔者以i918年8月为界，将陕西靖国军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仅就前一时期的斗争情况作一分析。一、反袁逐陆与陈树藩督陕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陕西一直是北方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作为北方响应首义的第一个省份，革命党人建立的地方民主政权…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普天忠愤"铸诗魂:论甲午战争爱国诗潮

甲午战争爱国诗潮是继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出现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广大爱国诗人,无论是洋务派作家、早期维新派作家还是部分帝党官僚,集结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以强烈的义愤全面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丧权卖国的投降派,讴歌了忠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普天忠愤"为特征的爱国诗歌创作潮流.甲午战争爱国诗歌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尽管在艺术锤炼上还略有遗憾,却尽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论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调适与定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伊始,提出了对诗歌"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的要求,试图达到在旧体诗中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目的。随着"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调适其中的矛盾,完成了"诗界革命"的历史定位,从中体现出两难的文化心态。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