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

本文着重以海洋意象为立足点,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具有崭新文化意义的海洋意象的形成与流变,力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意象呈现出与古典文学海上仙话传统截然不同的思想蕴含,它一方面体现了创作主体感时忧国的现实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近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精神.从主题史角度看,近现代文学中海意象的多元流变昭示着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特征.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现代性张力结构与多重对话格局——《小说月报》(1921～1931)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进程

<小说月报>翻译文学在特殊的宏观和微观语境中,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翻译文学的现代性张力结构和多重对话格局.正是在这种张力结构和对话格局中,<小说月报>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多层面地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翻译、期刊与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包含的复杂矛盾和内在冲突,也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为翻译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更通过编者、译者、作者、读者和出版方之间的多维互动有效地建立了现代文学的公共空间.期刊、翻译与现代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多重对话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对话中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多层面地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延续 ——冷战结构下的香港文学

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自1949年后开始走向分离,大陆左翼文学成为主流,台湾则为右翼文学所控制,只有香港这个"第三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文章从"左"与右、 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等三个方面讨论香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本文试图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索,从以下三个方面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这三个方面是: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自觉现代"的文学;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出充分的本土化特征;三、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多元化语式。     

周作人文学翻译的路径选择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核心人物,始终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最前沿,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发展方向,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的翻译方式。一方面,周作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另一方面,周作人又不断延伸和拓展"直译"的翻译范式,使"直译"向"意译"靠拢,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灌注时代的文化导向和个体的文学理想,将文学翻译演变为文化他性和文学自性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场域。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追寻现代性的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和收容性意识。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杂志文学进行生态研究的开始——评《〈小说月〉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

立足于现代性价值内涵,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认知与解读.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重写文学史"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型后主流学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式.这样做,有着显而易见的三个好处:一是明确了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名";二是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张完整的百年文学史的"地图":三是赋予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种紧贴时代思潮的现实意义,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身也实现了"现代化".     

台湾"大河小说"综论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台湾"大河小说"则是这一支流中的丰碑.其创作以钟肇政和李乔为代表.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是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里程碑;李乔的<寒夜三部曲>是继<台湾人三部曲>后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又一丰碑.这三个三部曲在选材、内容、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共同特质,共享"大河小说"之称.它们的出现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颂歌,是伟大民族的泣血诗章.     

论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边缘文学"的地位

“边缘学”特指被中国现代学主流意识排斥在外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和“官方”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是多元共生的学,中国现代学的叙述也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官方”学等都是中国现代学中的一分子。在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曾以自身的存在和创作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它们的“关注”,既是我们应有的史学品质,也是中国现代学叙述更客观、更准确、更本质的保证。     

平衡与差异: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史论

中日两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五四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交流双方鲜为及时地介绍对方同时代的文学。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介绍日本近代文学时带有清醒的功利性目的 ,日本译介中国新文学时则忽略社会的功利价值而注重从文学角度看待五四新文学。由于中日两国这一时期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变革都已完成 ,双向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交流局面也便开始形成     

1990年代大众文艺精神取向论

19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发生重大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商品经济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随之急剧裂变,呈现多元化走向,形成精英文艺、大众文艺、主流文艺三板块交叉发展的格局。尤其是大众文艺迅猛发展,成为学界瞩目的文学艺术潮流。因此,学界加强了对大众文艺的研究并提出众多的评判标准。从精神取向角度来看,1990年代大众文艺起于消闲娱乐,于中暗含“意义”与“精神”以及某种乌托邦因素,具有世俗关怀意识、灵与肉的变奏、寻找精神家园、表述现代人精神痛苦等人文精神内涵。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问题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必须要有真正的问题意识,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现实语境与现实问题出发,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与多元格局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从而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创新,并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偏执的女性表达——从《大长今》看中国当代女性文学

《大长今》塑造的女性形象反映了一种新"女性价值观",相比之下,在对待爱情、传统文化、女性自身价值实现方面,中国女性文学的表达有些偏执,而超越这种"偏执"无疑是中国女性文学取得更大突破的必由之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反思“文革”后这一学科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认为,为了动态地呈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与复杂内涵,摆脱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通行的单一的、片面的线性逻辑,应当建构尊重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过程美学”,重视当代文学艰难而复杂的生成过程本身;在研究视野方面,为了贯彻互动、共生、多元的指导思想,当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结合”,即:史料发掘与逻辑建构的结合,整体把握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结合.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