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村委会选举制度失灵的技术性对策

在村委会选举中,可能出现因被提名候选人拒绝参选,或村民态度冷漠而不参加选举,以及候选人为3人以上且支持者势力相当等情形而导致村委会选举制度失灵的状况,针对这种失灵,通常可采取补充性措施来积极应对:第一,设立候选人登记制度作为提名候选人的后续程序;第二,增设基层人民政府直接任命村委会成员的制度作为选举方式的补充;第三,可采用相对多数规则作为绝对多数规则的补充。     

论现代化视域下完善和发展村委会选举的基本路径

中国农村村委会的选举是现代化在农村推进的政治产物,其完善和发展必须纳入到现代化的视域来进行考察。社会转型引发的格局调整使得制度体系处在一种变动、整合的状态,再加上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村委会选举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以现代化的视域审视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对策是实现农村治理民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要坚持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动力、以培养现代化的新型农民为基础、以深化选举体制机制改革为着力点、以健全选举法治体系为保障、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领导力量,实现村委会选举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     

规范村委会选举发展基层民主

村委会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最广泛的实践,为农民开创幸福生活提供制度平台。文章在分析村委会选举形成的动力及现阶段村委会选举所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村委会选举的4条建议。     

村委会选举中的规范化问题探讨——对山西诲村海选的观察

诲村第7届村委会海选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乡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选举程序不规范,投票过程比较混乱等.为了规范村委会选举过程,我们应采取如下措施:让有关人员认真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正式选举之前做好一系列的公开性工作,妥善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确保村委会成员选举过程的公正性.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新《村组法》下我国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凸显的新问题及对策——以西安市第八次村委会选举为例

2011年是全国集中开展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年,这次村委会换届也是自2010年新修订的《村组法》颁布实施后进行的第一次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与往届相比这次换届凸显出一些新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良性运转。本文以西安市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为样本,分析了新《村组法》下此次换届选举的新特点,剖析了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村民对新法律法规认识上的偏差、法规政策执行中的"折扣"、贿选现象的严重化等新问题,并提出应从继续完善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村民民主能力、逐步规范选举技术和程序以及加大对贿选现象的惩罚力度等方面实现村委会的有序选举。     

组合竞选制与腾云村村委会选举

1989年,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采用组合竞选制选举村委会主任,打破了上级提名、村民举手通过的形式,实现了腾云村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民主政治。20年间,腾云村共历经七届村委会,其中五届采取的是组合竞选制模式产生的领导班子。然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的是"海选"模式。组合竞选制在经过几次实践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能全面推广,与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有关。     

村民自治中村委会与党支部关系的处理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委会与党支部关系紧张原因是: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作为村民自治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依据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两委"关系界定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农村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的影响。解决问题需从这几个方面着手,理顺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打击黑恶势力,并缩小农村公共权力。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的具体标准

立法设置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并不破坏村民自治,也不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新规定对村民行使提名权提出了实质性要求,也使部分不符合条件的村民无法成为候选人。大量地方性法规已经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但具体规定各不相同,并且在地方性法规之下还有很多次级规范对此进行规定。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进行执行性立法时应对具体标准仔细斟酌,其中"奉公守法"、"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三个条件应成为地方立法的重点。     

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生长与逻辑的考察

1989年,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制"在安徽省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首次试点。此后至今,村委会"组合竞选制"走过了24年的历程,安徽已有10多个县市的几百个村进行了实验、试行、运行,从未间断。村委会"组合竞选制"经历了"单个村范围内试点"、"乡范围内村实验"、"跨镇范围内村试验",直至"县范围内村试行"。"组合竞选制"的诞生是实践、理论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主观探索与客观背景紧密结合的产物,并且因地制宜地探索了中国特色"草根民主"的具体发展形式。     

村委会“海选”问题对策研究——西北某村村委会“海选”实地调研分析

村委会“海选”是保证农村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其中存在家族影响、贿选和破坏选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法律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促进“海选”过程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具体操作严格化,加强村委会建设,提高村民思想认识水平,切实完善村委会“海选”。     

双赢：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调适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关于村“两委”关系，我国有关法律规章做出原则性规定，但过于宏观和抽象，有的地方“两委”职能交叉，致使个别地方村“两委”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村“两委”只有在选举、决策、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社会选择规则的比较及应用——以村民委员会选举为例

我国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了二十几年,实践中问题颇多,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较完善的选举规则。通过运用社会选择理论比较多种选择规则,得出一个高效、公正的选举方法,可以为未来我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完善,探索出一条新路。     

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退出-呼吁”理论的新视角

公共品供给不仅与村民收入及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对中国“十县百村”1 981位村民的调查分析表明：（1）村民会出于对村级公共品的需求而参与选举,反之,退出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2）不同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存在不同的潜在需求,因此也会采取不同的选举行为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3）个人收入来源、受教育水平、村庄规模对村民参与选举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组别之间的影响有所不同。     

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探讨

通过分析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认为首先应建立起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制度,其次要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救济、信访救济、人大监督救济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