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古代学者的知性涵养功夫

我国古代学者的知性涵养功夫思想源远流长。先秦儒家的内圣之学率先提出为学须"修己以敬"、"尽心"、"养性"、"虚壹而静"。宋明时期推崇的"圣贤气象"极力追求学者自完其心、自尽其性、"居敬穷理"的内省功夫。唯物论者王充、张载、王夫之等人也对求知治学与主体修养的关系予以极大关注。"知性涵养功夫"既是古代学者竭力追求的人格道德境界,又是当今学者的为学之道。     

仁心、觉心与本心——朱熹心论三议

朱熹采用"心统性情"的构架而将本体与发用放在一心的发用流行之中,心、善、仁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保证其一致,而可能是多样化的。朱熹不赞同一般地说心无不仁,(他主张)要保证心之本体的发用端正不偏,"诚意"的涵养功夫必不可少。持续的致知和操存功夫,是觉察本体于一念之微并发扬光大的必要条件。朱熹心论的目的,在引出主体自身的存养状态并保持仁德的不失,以便从实践中解决心与仁的一致性问题。反求本心也就成为了朱熹心论最后的诉求。     

从“格物”、“诚意”到“致知”——王阳明的《大学》诠释与“致良知”的提出

对于《大学》的诠释重点,王阳明从"格物"出发,经历了从"诚意"到"致知"的转移过程,它蕴涵着"致良知"提出的内在逻辑。一心求道的王阳明,早年困惑于"格物",因为朱子"格物"夹杂的知识诉求之方式达不到终极之道;龙场悟道后的阳明重视"诚意",以"意"涉"物"、训"物"为"事",将"物"明确为人的生存情境而非客观之物,对应之"理"则为德性形态的是非之理,"格物"被纯化为通过德性涵养达到心体的绝对自明而占有终极之道;宁藩之变后的阳明提出"致(良)知",则德性涵养过程中的是非标准被明确澄清,对朱子"格物致知"理论的彻底改造也得以完成。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大学》(节选)批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⑨,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④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⑤。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论“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的关键在于由"技"而"道",以"道"辅"技"。其解牛十九年,所历境界有三——"所见无非牛"、"目无全牛"到"官知止而神欲行"状态下的"更无牛",可谓其解牛之道的三部曲,其中三年与十九年之数,含有小成与大成之意。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而言,庖丁解牛的道便在"无厚有间"与"游刃有余"上:"无厚"之道是开启"无间"之"间"的关键,而"余"则象征着一种超出"礼"而直达"德"、超越"人"而直达"天"的更高生命形态。这是实现从"生有涯而知无限"到"知有涯而生无限"的转变之关键。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论《文子》德育思想

先秦道家重要著作《文子》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描述了道具有“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五个特性,提出“仁义为本”是治国之基、德政之要,指出德育是个体“虚心返初”和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提和基础。《文子》认为德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体道、悟道、得道、行道具有“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少”特点的圣人,提出了“明道知权”“智能兼备”的人才标准和“不以小恶妨大美”评价原则,并基于“自然”阐述了“无为而治”“不言之教”的育化方法,主张个体要“养形修身”,以养神为主做到淡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以养形为次做到“节”“适”“和”“便”,形成了系统的德育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入理性轨道。     

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道德理论的建构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道德超越利益、 “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个原则是确立社会道德共识的必要条件;第二个原则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三个原则则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复提供基础。但是在帝制时代,儒家道德思想被改造为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沦为帝制统治的工具,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初衷。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东西方社会道德困境的产生原因,并探讨了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建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意义。     

“返朴归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

返朴归真”是中国哲学史中十分重要的思想,其主要理论起源于老子,后来的庄子及许多哲学家在一些经典著作中也有所阐述,比如,《列子·杨朱篇》、《淮南子》、《无能子》等经典中,以及王弼、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等等。在当代社会,“返朴归真”思想无论是对个人的品德修养还是对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孟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探析

孟子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他身处战国中期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盶行,放淫词”为己任,“讲道德,说仁义”,建立起别具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以“性善论”为其思想基础、以在“民本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政”说为其主要内容,以“反省内求”为其入德之方,把孔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浅谈儒家仁学思想与社会主义荣辱观

儒家仁学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历经深沉积淀、潜移默化后,与我们的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已融为一体。在提倡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今天,儒家仁学思想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价值。儒家仁学思想中蕴含的道德资源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契合的,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中传统道德观的超越。     

儒"义"考论

在儒家思想中,"仁"、"义"是其重要的两端.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自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等儒家学派不同时期对"义"的发展和规范,认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孤立存在,而与"道"、"仁"、"礼"、"勇"等紧密相联.它既是政治理想的规范,道德伦理的标准,又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对我国国民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仁学及其道德教育原则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 ,而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则是“仁”。孔子仁学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实行“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礼” ;二是以“仁”为道德教育的核心 ,是为了促使被教育者在维护“周礼”时完全出于心理上的自觉。孔子仁学在道德教育上有三个具体原则 :为人由己 ,推己及人 ,知、情、意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