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转基因食品消费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消费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制度,从标识制度、安全评价和检测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体系。     

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专家角色与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食品风险专家通过自己的社会化媒体建立影响力。食品风险专家跨屏风险沟通成为当前社会化媒体风险治理的常见模式。然而,风险专家的实际角色与公众眼中的风险专家存在较大差异。以转基因食品风险为例,研究通过2×2(科学名人与业内科学家VS传统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被试间实验,分析了不同风险专家角色通过不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专家角色差异对公众的风险认知与风险传播行为有显著影响,且科学名人比业内科学家对公众的食品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更显著;风险传播渠道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和风险传播行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风险信息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渠道传播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比通过社会化媒体渠道传播来得更大。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期望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是规范和管理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北京、上海、苏州、武汉、重庆、深圳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和管理期望的理论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风险感知、信息可信度以及消费偏好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态度和管理期望。由此,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议：坚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适时调整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让百姓对转基因试验心中有数

由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曾向媒体揭发的一起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试验的事件在中美两地引起轩然大波。对此,领导该试验的美国塔夫茨大学华裔女教授唐广文回应承认进行了该项试验,但中国涉嫌的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和疾控中心都对此矢口否认。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此事一如既往引起公众关注,倒是值得思考。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转基因食品的试验,一则是因为转基因食品虽然议论纷纷,但仍在迅速发展,我们习惯于看到欧美在这个方面严格的贴注标识制度、取样抽检制度、突发事件处理制度,而我国更多的是模糊,公众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纠结情绪     

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标准——以食品法典委员会为视角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食品标准化组织,自1993年开始讨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议题,直到2012年初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通过对其食品标识分委员会形成的7个文本草案进行比较,发现在强制标识上存在致敏性和实质不等同的相同,存在是否强制标识、阀值、豁免和执行的不同;食品法典委员会不能形成国际标准的内部原因是在转基因食品上科学无定论、利益集团分歧严重,外部原因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与WTO过于紧密的联系。提出食品法典标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国际标准的发展方向: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应是原则性的和宽松的。     

转基因生物的标识问题及管理对策

转基因生物对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轻劳动量以及减少化学杀虫剂对食品和环境的污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其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存在诸多隐患,完善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我国市场上存在大量转基因产品未标识、已标识和标注的转基因产品语言不规范、转基因产品标识监管缺位等问题.因此,应加大对转基因产品及标识制度的宣传,建立和健全转基因产品检测、评估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标识的安全执法力度.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囿于缺乏统一立法,地方立法监管无序,标识制度难以落实。基于立法体制特征与立法文本呈现,审视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体系,转基因食品标识中央立法分散、相互交叉冲突;转基因食品标识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矛盾丛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理念不一,立法权限划分模糊,地方立法保护主义滥用,国家立法监督制度缺位,制约了立法效果的实现。借鉴美国统一标识制度安排及其协调立法冲突的经验,进而立足本土需求,消解我国标识立法冲突之虞,中央立法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具体标识规则,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地方立法应坚持“不抵触原则”,提升立法质量,实现保障食品安全、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立法价值目标。     

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

转基因食品监管既关系到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也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目前世界范围内转基因食品监管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监管制度。通过对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原则、监管主体、标识制度等的比较分析,了解三种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启示：我国在转基因食品监管时也应立足我国利益保护,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众观念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进行适度监管。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争论和分歧,归根结底是社会评价问题.公众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主体,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评价主体在观念上认识不足,社会评价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面临语境困境,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明显不足等.为了解决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不足,必须提高评价主体的观念认识,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完善对话的语境,拓展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渠道,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

从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在加大、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等现实性背景,及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即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等,并认为存在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理论反思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看似理论依据充分,实际上,这些理论依据都只是对市面上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事后证成。这些理论依据掩盖了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焦点,因为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根本焦点并不在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而在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能否食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应该秉持精于研究、慎于应用的原则。     

转基因食品引发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及对策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食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由转基因食品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也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对转基因食品贸易问题的规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规定有冲突的地方。中国作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大国,要积极完善转基因标识制度,转基因安全评价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谈判、参与制定新的规则,大力发展我国的转基因产品出口贸易。     

传媒视角下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研究的讨论

近年来国外学者已经从传媒视角就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媒体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及影响、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科学传播模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今后,科学家、媒体、公众与转基因技术关系的传媒视角研究还有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长时段、大范围地对转基因技术媒体报道的系统研究、中外传媒比较视角的研究以及实证调查与媒体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