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细碎化、耕地质量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

农地细碎化和耕地质量是影响农业产出及其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基于湖北省武汉都市圈775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选取块均面积、地块数量和地块间的平均距离作为衡量农地细碎化程度的指标,根据地貌差异将调查样本分为岗地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2组,通过构建4种不同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效率损失函数,聚焦于农地细碎化和耕地质量的不同组合对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地细碎化对岗地平原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对低山丘陵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但也不显著;耕地质量对岗地平原区和低山丘陵区水稻产量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农业收入比例、人均年纯收入和商品率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利用农地细碎化单项指标即块均面积、地块数量和地块间的平均距离分别替代农地细碎化综合指数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市场激励、农地确权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考察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受到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短期内对农地产出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产品市场激励,长期内对农地质量贡献相对较高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到农地市场激励;农地确权对长期保护行为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对短期保护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农地确权在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农地市场激励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政府应注重完善农地市场制度、农地价格机制以及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农地确权改革宣传和信息披露,有效发挥农地市场和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正向激励效应。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农地细碎化经营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实证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大样本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细碎化经营对农户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预期不一致,农地细碎化并没有削弱农户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细碎化特征反而有助于提升粮食种植比例,这说明农地细碎化也有积极面,细碎化经营的传统小农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细碎化对三大主粮的影响出现分化,细碎化经营有助于提升农户对水稻和玉米的种植,但对小麦种植没有显著影响。讨论认为,农地细碎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粮食种植,主要是因为细碎化增加了劳作负担和生产成本,而粮食生产更适合粗放化经营,用工更少,成本更低。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

运用 AHP 方法构建包括4个层次16项指标的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利用来自贵州农村的1245个有效样本,计算各地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结果显示：就贵州而言,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小;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非农就业能力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贵阳市和铜仁市。建议加大对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农地确权：模式选择、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

基于“对象性质-制度装置-制度安排”的分析框架,分析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制度约束条件,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地确权存在确权到户、整合确权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3种主要模式,土地共有产权强度的高低决定了农地确权模式的选择。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不同农地确权模式的生成逻辑各异;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面临着确权成本、法律基础、村规民约、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条件约束,因此,应依据土地性质,综合考虑确权成本与收益,结合历史和现实,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的选择农地确权模式。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农地抵押融资问题研究

农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根据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农地享有使用权,但不得抵押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农地的财产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通过修改与农地抵押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建立农地抵押登记、价值评估及农地抵押风险控制等制度,允许农民对农地享有抵押的权利,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发挥农地作为用益物权的价值.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2008年以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取得一批宝贵的经验和改革成效.但是,随着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实践发现在确权登记颁证准备工作中的几个操作难题、经营权期限的确定、增量土地的适用、土地经营权财产性功能挖掘等四个重点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如果能够有针对性分类解决操作问题,把农户的承包经营期限给予固定化、长期化,明确特殊情况下的调整情形,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台后续配套制度政策,对于增量土地逐步调整适用,探索丰富经营权实现形式,确权颁证登记工作的实效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种田农户：现状、特征与合理类型——基于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利用全国31省（区、市）4 79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近三年种田农民的状况和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年人是种田“主力军”,种田农民呈现老龄化、女性化趋势;学历较低是种田农民的共同特点;种田农民家庭收入普遍偏低,务农比较收益较低;种植规模小且有缩小趋势。基于此,从种田农户的经营规模、经济能力和年龄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未来种田农户的合理类型。     

中国城市地区不同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状态分析

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群体的劳动力市场状态存在较大差异。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相比,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较高,失业率较低。按照更为详细的户籍分类来考察,外地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及失业率处于中间水平。计量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户籍身份不同所反映的享受城市本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为什么会发生流转

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是我国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过程。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剖析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 ,有三个原因 :一是制度创新使潜在收入得以增加 ,二是制度环境变化使潜在收入分割成为可能 ;三是制度安排成本在降低。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