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与传播问题

<红楼梦>的戏剧改编以戏曲改编为主,话剧、舞剧改编为辅.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这为<红楼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而红楼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又形成了独特的舞台表演特点,并逐渐表现出写实化倾向.不过,戏剧改编传播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使<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来.     

跨文化视角下莎士比亚戏剧中国行——以1980年后《麦克白》戏曲改编为例

19世纪末,莎士比亚的作品开始传播到中国,此后各种形式的改编作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用中国传统戏曲编演莎剧发展到今天已具有较大影响,其中以《麦克白》的戏曲改编剧《欲望城国》《血手记》《马龙将军》等为跨文化演绎代表.它们将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表演创造性融合,在主题内涵和表演形式方面均作了改编和创新;在延续中国戏曲重视行当与程式表演传统的同时,积极汲取西方戏剧理论重塑人物形象.《麦克白》的戏曲改编既是舞台呈现的跨界,也是文化形态的跨界,为中国戏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关于清代《红楼梦》戏曲中刘姥姥问题的探讨

明清时期,小说对戏剧的影响更为显明,不少传奇、杂剧的题材都来源于小说,尤其是四大古典名著。相较而言,戏曲改编《红楼梦》小说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学价值。但戏曲和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裁,《红楼梦》小说的戏曲改编者若不能恰当地取舍或化用原著的情节内容,其改编效果必会大受影响。清代很多《红楼梦》戏曲(以下简称"红楼戏")对刘姥姥问题的失重处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论平民意识与清代聊斋戏改编的市井趣味

"聊斋戏"的改编对《聊斋志异》在下层民众中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聊斋志异》之所以被屡次改编为戏曲,是因为其本身的戏剧性或戏曲意趣。以聊斋戏曲改编在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康熙阶段独唱,乾隆时期渐有和者,清末形成改编热。聊斋戏的改编为《聊斋志异》提供了很好的改编方式和演述形态。改编者们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口味,为适合乡村表演,他们不惜牺牲文采性,而强化其通俗性。在这种平民意识的影响下,《聊斋志异》戏曲改编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和市井趣味。     

元杂剧与明传奇比较研究——以《晋陶母剪发待宾》和《运甓记》为例

戏曲的改编传播是《世说新语》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现存的以“陶母教子”为题材改编的戏曲主要有元代秦简夫的杂剧《晋陶母剪发待宾》和明代无名氏的传奇《运甓记》，本文主要从两剧的主题、情节、艺术特色等方面来解读两剧在艺术上的不同之处及其所折射的时代特色。     

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

中国古代戏剧何时形成?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以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象《东海黄公》、《总会仙倡》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谈戏剧形成的问题,先要弄清什么是戏剧。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云:“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这一断语,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不足之处,下再详     

舞台上的别样风景——由昆剧《伤逝》的改编谈其对当代戏剧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昆剧《伤逝》与鲁迅小说的比较入手,从主题、场景、细节等方面分析昆剧《伤逝》改编的成功之处,并以此说明该剧的改编,表现了昆剧发展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对话,现代文学名著与古老戏剧艺术的联姻。它的成功为当代戏剧在编剧思想、表现方式、传统与现实结合等方面进行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荧屏上的艺术再现美——谈古典名著的改编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古典名著走上电视屏幕,象《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纷纷被改编为电视剧,使千百万读者欣赏到了荧屏上的艺术再现美,这确是影视事业中值得重视的新景象。古典名著改编,是一个意义深长而又复杂艰难的艺术再创造过程.前人和今人大量艺术实践证明,愈是著名的作品愈是难以改编。因为名著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和生活,情绪上表     

清代“红楼戏”在戏曲体制上的因循与新变

清代中叶,根据《红楼梦》小说进行戏曲改编是当时剧坛上的热潮之一,其成品有雅、俗两类,其中分属雅部的昆曲类则更具代表性,包括传奇和杂剧,然又以传奇居多。而明清传奇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格局,单就体制而言,仅在出数和出目、用曲和曲牌、脚色、开场和下场及生旦冲场等方面就有不少具体细致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红楼梦》戏曲有遵守也有破之不守的,可谓因循与新变并存。     

新中国戏改中传统戏曲剧目的改编研究——以黄梅戏《天仙配》为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戏剧改革中,经过改编后的黄梅戏传统戏曲《天仙配》成为全国瞩目的经典之作,其中剧本改编厥功至伟。改编者用新时代的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新文艺思维对老本进行了颠覆性改造,打造出了新时代话语和传统民间趣味相结合的审美资源,为戏曲改革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途径。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     

论老舍《茶馆》对传统戏曲艺术的继承

当中国现代话剧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方法作为话剧的唯一创作方法的时候,老舍却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戏曲与曲艺,并将中国传统艺术融进中国现代戏剧。《茶馆》便是老舍将中国传统艺术融进话剧的典范,目的有两点:第一,为了"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第二,将传统的"玩艺儿"保留下来。继承古典戏曲的象征性与舞台假定性,并向传统曲艺学习语言,特别是将相声的表现方式运用于话剧中,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话剧之路。     

民间与经典的整合——论京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

罗贯中《三国演义》书成,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后通过清初毛伦、毛宗岗父子的整理和评点,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剧作者将其改编成各种戏曲,在宫廷、城市和乡村的舞台上频繁演出。京剧中的三国戏蔚为大观,这与《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同时京剧三国戏又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京剧三国戏的艺术特征是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双重影响下而形成的。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艺术表现力探析——以《琼斯皇》《毛猿》为例

《琼斯皇》《毛猿》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代表作。两部作品在剧本的内在表现力和舞台的外在表现力(舞台表现手段)方面都具有新意:在剧本方面,打破传统形式的剧作法,以一气呵成的多场次戏剧结构形式展现情节和主人公的内心,具有气氛紧张、结构紧凑的特点;象征手法的使用增大了作品的容量,赋予内容以更深的含义;大量的独角戏和独白的恰当运用有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戏剧冲突的重视使作品始终带给观众紧张感。在舞台的外在表现手段方面,运用非写实的布景、表现人物内心的面具、烘托气氛的插曲、具有多种作用的音响效果,这一切都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对观众的心理、情感、视觉、听觉造成强烈的冲击。     

关于“戏曲”定名问题的新发现

张庚在大百科全书和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都认为,“戏曲”定名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戏曲一词更能体现中国戏剧文学的高度综合性特征”,这是“从近代王国维开始”的,从此戏曲这一名词获得了新的概念,并逐渐被普遍接受。从现代和当代学者的一些权威性著作,例如卢前的     

《红楼梦》中的成语英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红楼梦》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本质，寄托了中华文化精魂，解读《红楼梦》实际上就是在解读中华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面向世界、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之丰富内涵的大背景下，《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越来越表现出其顺应时势的文化优势来。本文将从杨译本《红楼梦》中的成语翻译的五个方面来阐述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播。     

这边风景也好——对丁西林独幕剧《酒后》的解读一种

由凌叔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独幕剧《酒后》,发表以来长期遭受冷漠甚至批判。而本文试图给予正面的肯定,从独特的舞台结构、理性的爱的宣言、精巧的戏剧冲突及多样的幽默手法四方面进行解读,使《酒后》能够成为独具风韵的亮丽风景。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论《十五贯》艺术表现的审美价值

<正> 浙江省昆苏剧团根据昆剧传统戏《双熊梦》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是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一个榜样,是批判、继承和发展戏曲遗产的一个范例,是改编古典剧本的一个成功典型,是使昆剧转向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十五贯》的审美价值表现在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要求。     

以“戏剧场”打开萧红的《生死场》——话剧《生死场》的主题重塑

田沁鑫对于萧红小说《生死场》的话剧改编，在把握原著精神内涵的同时注入了个人对时代的思考，突出了民族的苦难意识，着重展现出农民在危难之际面对生与死的困境时努力突围的过程，并集中刻画了在东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农民们挣扎着人性的挣扎。话剧《生死场》与小说在不同时空相遇，不仅有精神上契合的复刻，也有通过承载着导演哲思的“戏剧场”的表现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的深化和挖掘，让《生死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里以不同的媒介传播拥有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