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张雨墓志铭〉及相关问题》订误

笔者《刘基〈张雨墓志铭〉及相关问题》一文,揭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71~173页,其中引文两处标点疏误,特予更正。1·引《珊瑚木难》本刘基《张雨墓志铭》一文:“昔陶弘景得道华阳,是为华阳外史,今子得道于句曲,其必继陶,后乃号雨句曲外史。”其中“后”字当属前,正确的标点应是:“其必继陶后,乃号雨句曲外史”。2·引《珊瑚木难》附识:“右伯雨《墓铭文》、《明圹志》、《竹林宴集序》共三篇,乃陶南村《杂钞》中所录,考之《覆瓿》等集皆不载,故录之于此。”其中“伯雨墓铭文”应连为一体,为刘基所作碑铭篇名,正确的标点应是:“右…     

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

宋代蜀人张唐英以撰著<蜀祷杌>等史书而见称于当代后世,本文对关涉其生平与著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考论,认为:张唐英确为蜀州新津人,所谓"双流人"的记载有误;其生卒年应依据其弟张商英所撰<宁魂辞>,定为1026-1068年,而不是其墓志铭所记的1029-1071年;其进士及第之年也不是其墓志铭所述的庆历三年(1043),而应是皇祐元年(1049);在其著作中,<仁宗君臣政要>在编年史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唐史发潜>的史论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谓的"多较庸常",而是很有独到之处,是充分显示张唐英"有史才"的佳作.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王亵卒年考辨

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关于其生卒年,<汉书·王褒传>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怜惜之."祀金马碧鸡事的时间,<汉书>无记载,因此王褒的卒年就成了问题(王褒生年更恍偬,故从略).笔者目前仅见有两种说法:一是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在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定于五风三年左右,即前55年左右.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编,如中国社科院编,如章培恒编,如郭豫衡编等都曰"生卒年不详",有的把它忽略过去.笔者认为王褒的卒年应在甘露三年即前51年,举证如下:     

施耐庵、罗贯中生卒年考

从三个真实的墓志铭,可推算出施彦端的生卒年,生年为1332年,卒年为1406年。用系统方法可以初步判定施彦端即施耐庵。小说家罗贯中年龄大于施耐庵,生卒年约为1280-1360年,因此,《水浒传》不存在施作罗编的问题。《水浒传》应为罗贯中、施耐庵合著。     

《登科记考补正》新补(例二)

<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9页,卷二十七附考·进士科录有卢载,考云:<千唐>[1002]元和九年(814)五月三日<唐故朝散大夫绛州曲沃县令郑府君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参见<汇编>[071])题下署:"前乡贡进士卢载撰."亦见张补"存疑"类.     

北朝天文学家张子信的历史考察

张子信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事迹见于<隋书·天文志>和<北齐书>、<北史>的本传.这两个文本之间虽无明显的印证,但对张子信的记述是相互吻合的.张子信最主要的天文活动是持续30年的海岛观测,这一活动可能与道教有关.张子信以私人身份研究天文学,这在魏晋南北朝并不是罕见的现象.     

谢灵运流放广州时间及死因考

关于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及被杀原因,论者多依<宋书>本传所载.然沈约<宋书>所记令人疑窦丛生,故<通鉴>不尽取其说.但<通鉴>所记亦有纰漏,未为尽善.杨勇先生<谢灵运年谱>于其生平行实用功尤深,但对于其晚年事迹之考论亦有所疏漏.本文特参较诸说,认为谢灵运被流放广州的时间在元嘉八年秋、冬间,而被杀原因与元嘉九年益州民变有关.     

《全明词》“陈洪绶生卒年”辨误

陈洪绶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画家,也创作有诗词.<全明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四册收其词37首,第1817页其小传云:"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一号老迟,诸暨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清顺治五年(1648)."所载陈洪绶生卒年均误.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韩愈尚“勇”性格论

前人对韩愈的性格多有评述,或以为其"操行坚正"(<新唐书>),或以为其"躁急褊狭"(舒芜<舒芜文学评论选>),或以为其"心胸狭小"、"褊急浮躁"(阎琦<西北大学学报>丛刊1981年第2期),不论对韩愈是褒还是贬,都不免各执一端,未中肯綮.韩愈一生的言行、事迹、作品有许多信息集中透露出韩愈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面是"勇".     

《楚辞章句·九歌第一篇》评析

先秦时代的文字都是一字一词,没有多字一词者.据此去审视王逸的<楚辞章句>,其注释错误达50%以上.现以<九歌>第一篇作为范型,予以评析辨证.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根据新出土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益夫妇墓志铭,重新检讨以往李益研究中的得失,着重讨论了李益的婚姻状况,审视<霍小玉传>的可信程度,并根据墓志重新探讨李益生平中的一些重要经历,讨论李益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编集情况.     

《张士贵墓志铭》所反映的问题

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隋末，他于当地聚众反隋，后来归附李渊。在李渊建唐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有很大贡献，贞观年间（627—649），又屡建战功，故而死后陪葬昭陵。两《唐书》中，均有《张士贵传》，但该《传》对张士贵事迹的记载都非常简单，对唐代历史叙述甚为详细的《资治通鉴》，也没有对张士贵事迹有更多的记载。1972年于陕西礼泉发现的《张士贵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①，其中所记有关张土贵的事迹，比两《唐书》的《张士贵传》要详细的多。从《墓志铭》的内容看来，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文献…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并非篡窃的文学经典——与潘承玉先生商榷

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虽以李世雄<画网巾先生传>为蓝本,但已有很大的不同,就文字本身的美学和历史内涵看,戴传优于李传.考虑到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文体的特殊性和创作的特定历史情境,给其加上"篡窃"的恶谥并不恰当.清初以降,画网巾先生的事迹一直辗转流传,但并非皆源于李传,亦有不少源自戴传者.     

《双女坟记》的创作与流传过程辨析

在比较<双女坟记>中韩各种文本的基础上,把从<双女坟记>到<仙女红袋>的演变理解为一个多代多人的创作过程,认为<双女坟记>在唐末初创时为志怪体,其后在中国流传时延续了这个特征,并始终与当地传说紧密结合.罗末丽初,<双女坟记>传入朝鲜,有人据此扩写成骈文体传奇,后来,又有人再加以扩写,此即<太平通栽>的<崔致远>.<仙女红袋>为其节缩本,无论是中国的<双女坟记>,还是韩国的<崔致远>,其作者是崔致远的可能性都不大.     

班第、鄂容安殉难地考

清乾隆二十年八月,将军班第、鄂容安自伊犁撤军殉难,史书多指称殉难地在乌兰库图勒,然<清实录>有确切的记载,本文据此作一订考.     

《知北游》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一篇.作者以"内七篇"基本文体结构和基本义理结构为标准,通过结构辨析推断:郭象版<知北游>前六章,属于原<知北游>完整结构;郭象版<知北游>后六章,为郭象裁剪别篇移入,破坏了文体结构和义理结构.郭象的捣鬼旨在让孔子成为篇末的终极论道者,违背了"内七篇"斥孔之旨.而旧庄学据此孤例,极其荒谬地把郭象版<知北游>推崇为整部<庄子>最佳之篇.     

胡安国两弟考述

胡安国兄弟五人,早夭了两个,剩下有三位,胡安国是长兄,其大弟为胡安止,小弟叫胡安老。游酢《宣义胡公墓志铭》、张栻《钦州灵山主簿胡君墓表》等文献中对胡安国的两弟有过记载。互相参证,可略考胡氏两人生卒及其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