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明清瓷器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

八吉祥是藏传佛教最具有代表性的纹样。元代瓷器已出现八吉祥纹,明清时期八吉祥纹在瓷器装饰中较为流行。本文通过对传世及考古发现的明清瓷器的考察,梳理其所饰八吉祥纹的发展演变脉络,分析明清时期不同历史阶段八吉祥纹的形态及其组合特征,为明清瓷器及相关文物的断代提供依据,加深对汉藏艺术交流的认识,使相关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藏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文化构建解读——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上藏族与周边地区频繁的政治接触与文化交流,使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元素在西藏高原激荡碰撞、互动交融。尤其自元代对西藏主权控制的完成,使大量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明源源不断的渗入藏区,融入藏民族博大的精神世界,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装饰图案艺术。藏族装饰图案在吸收内地文化艺术元素的同时,又保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出藏族装饰图案在多元文化互动下的交流融汇和本土化的发展创造。     

内地西藏班(校)藏族学生跨文化社会化的实证分析

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史上的一项开创性举措,西藏的藏族学生在内地求学期间,其跨文化的成长经历对藏民族的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文章从藏族学生在内地这一跨文化环境下完成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家庭、同龄群体、学校这三个社会化主体的特殊性,分析了其预期社会化过程,并以藏族学生的自我意识为主要评价指标,得出其跨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从在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状况看汉藏民族关系——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

文章以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状况为例,在"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报告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内地的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文章认为,汉藏民族"双向或多向自主流动"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相当数量的西藏和其他四省藏区的藏族民众移居或到汉族聚居的内地大城市谋生,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群众自由迁徙权利的充分保障,更重要体现了藏族民众对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的认同,对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跨区域性的和谐共存报有相当信心,体现了当前汉藏民族关系的融洽度。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四川毗邻西藏,处于汉藏文化交汇带,境内藏族人口在百万以上,是仅次于西藏的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这独特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和汉藏关系的丰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上)

明代,是我国西部藏族地区和中央政府、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长足发展的时期。它上承元代开始的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直接统辖,下启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体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对这一地区的社会进程发生过深远影响。明政府在藏地建西番诸卫所,设置乌思藏、尕甘行都指挥使司及各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扶植佛教,册封各级僧人,确立朝贡、制度和差发赋役,开展茶马贸易,其后果不止是魏源所说的“终明世元西番患”。(《圣武记》卷5),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藏地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增     

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及其成因

云南藏区暨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云南省纬度和海拔最高的地区，素称“高原之患”。历史上为我国西北和西南古代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汉藏友好往来的桥梁。由于她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既有别于西藏又不同于其他民族地区的几个重要特点。本文根据藏汉文史料，试就云南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色及其成因进行归纳研究，以为引玉之砖。一、云南藏族历史的几个特点（－）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发展的特点。演藏（迪庆藏区）不同于西藏也不同于内地的主要特点是，这里在两千多年前…     

“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研讨会发言摘登

2012年2月23日至28日,"内地藏族流动人口研究"课题组在四川成都、北京召开了3场小型座谈会,就内地藏族流动人口对汉藏民族关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既有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也有成都市的藏族企业家。以下是其中部分专家的发言摘录:     

《藏族法律文化研究》简介

藏族法律文化体现了藏族社会、藏民族数千年来为了实现生存发展而创造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从而对社会进行有目的调节和控制。离开藏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孕育这一文     

藏族姓名探微

藏族姓名探微旦正加藏族姓名文化是藏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内容。研究藏族姓名文化现象，探求其一般及特殊规律，并加以总结、概括，使更多的人对其有所了解，从而加深对藏民族的认识，显然是有益的。一、藏族的姓藏族自远古就有姓。许多藏、汉文史料中不乏“四大氏族”（...     

藏族雪域文化的凝聚与兼容简论

藏民族聚居的青藏高原是一块独特的地理单元,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自然环境十分特殊。青藏高原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明,营造出一个独特的高原文化圈。藏族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一种与其自然和历史环境密切相联系的雪域文化。 一、藏族文化具有坚强的凝聚性 藏民族在那样特殊的地方与大自然抗争,需要整个民族的凝聚和团结。藏民族在雪域高原的险恶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发展和壮大,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具有坚强的凝聚性。     

外生型城市化模式下的市场经济与族群互动——以西藏昌都的昌庆街为例

援建和汉族移民贡献的外生型城市化模式是西藏昌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特别是自然地理条件和城市历史积淀的不足导致昌都本地居民在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以及精神文化消费品等方面对内地汉族移民的高度依赖.而汉族移民的高流动性以及汉藏族群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又使汉族移民与本地藏族在市场经济共同体之下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孤立、脆弱、不稳定的特点.汉族移民与本地藏族在主观意愿、社交网络、文化认知和传统方面的区隔依然存在.     

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考察研究

岷江上游羌族宗教信仰是多元混杂的,导致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现实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可追溯到古羌人时代,从那里我们可寻羌族宗教信仰之渊源的一些踪迹;现实的因素可从羌族地处藏彝走廊,受汉藏文化影响的现状中去采撷一些实际的表现.本文拟就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藏文化因子,羌族天神信仰与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的渊源,羌族和藏族有关人类起源传说的相似与区分,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与佛教文化的糅合等方面对羌族宗教信仰与藏文化的关系作一较为深入的考察分析.     

藏传佛教法螺与汉藏文化交流

文章以传世的元明清藏传佛教法螺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图像等资料对法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流变脉络加以梳理,从形式、表现题材和精神意涵等方面对藏传佛教法螺进行分析,指出不同时期法螺在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内地的流传,体现了汉藏艺术的融合,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浅析馆藏元代卵白釉瓷器特点

元代卵白釉瓷器，是对元代景德镇地区创烧的一种白釉瓷的统称，其胎体敦厚、色白且微微泛青，与鹅蛋圆润色泽相似，由此而得名。元代卵白釉瓷器是我国瓷器文化中的瑰宝，因作工精巧、釉层较厚、胎体洁白致密且外型典雅大方、富有东方神韵与传统美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工艺价值与观赏价值。文章以馆藏四件元代卵白釉瓷器特点为研究焦点，简要介绍馆藏四件元代卵白釉瓷器的来源，重点从工艺、器型、纹饰、款识和釉色五大方面分析馆藏元代卵白釉瓷器的特点。     

论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本文从蒙古族和藏族两个方面阐述了元代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的历史背景，对无政府接受藏传佛教的历史原因进行了论证，概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途径、范围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汉藏连接地带的“大先生”——融通汉藏人心的天全中医院

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交界的四川省天全县,有着一所誉满青藏高原东部的中医医院,老院长陈怀炯是一位有着“大医”情怀的名医,被尊称为“大先生”,藏族民众则亲切地称他是“不穿袈裟的活佛”。他领导的天全县中医院以“技术好、费用低、服务好”深得藏族民众青睐,成为融通汉藏人心的榜样。文章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大先生”及天全中医院善待藏族患者及陪护家人的种种举措、理念进行了梳理挖掘,并以此为案例,对汉藏交往的经验、特点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大先生”和天全中医院之所以深受藏族民众的认同与爱戴,成为融通汉藏民心的典范,一是秉持“大医”精神,“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二是对藏族群众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与包容;三是以“共享”来融通汉藏人心。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