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技术在我国社会调查中的运用历史

中国有关统计方法、统计思想及统计工作,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早在四千多年的夏朝,就有了统计工作。《尚书·禹贡》把当     

会稽涂山考

会稽涂山考朱元桂朱元桂，男，１９４３年生，绍兴市文联主席。《尚书·夏书》说禹“娶于徐山”，《春秋左氏传》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都有关于禹与涂山的记载。所不同的是涂山是禹娶妻之地还是会诸侯...     

邵晋涵与《南江札记》

邵晋涵与《南江札记》张涛《南江札记》四卷，清邵晋涵撰。邵晋涵（１７４３－１７９６年），字与桐，又字二云，浙江余姚人，清代著名学者。因《尚书·禹贡》三江中的南江从余姚入海，故自号南江。邵氏自幼博闻强记，于学无所不窥。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乡试中式，甚...     

明人对《山海经》的阅读接受与明代学术

明人阅读、接受《山海经》的历史情况,具备提炼问题并进行断代研究的学术价值.《山海经》文本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明人进入阅读《山海经》的普及化时代;《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在明代得以重新树立,通过"夏鼎说"等问题的申说、论争,明人彰显出治《山海经》之学的高度自信.明代的阅读风气与学术流变互为表里,更易了人们接受《山海经》的传统认知,以"古文奇书"为接受预期的认知形态,尤其是对"奇"的标举,促生出诸如"史部""子部"的属性转变等学术问题.明人接受《山海经》的历史全景,描绘出"明人"这一学术群体在学术史上的独特性情与地位.     

《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

<正> (一)《山海经》其书陶渊明诗:“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诗所说的《周王传》为今尚行世的汲塚古文之一《穆天子传》,至于“山海图”,则为《山海经》及其图谱。《山海经》一书行世极久,其纪事之时间跨度甚大,下及战国,上限远过于《尚书》。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一名秀)《上山海经表》说: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     

诗情画意在一屏

正在中国传统家具里独具特色的屏风,有着悠久的历史。《物原》里记载:"禹作屏",不过无据可证。《史记·孟尝君列传》又说"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可见屏风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但屏风的使用其实始于西周初期,据《仪礼·觐礼》记载"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

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早期四岳、五岳地理观念析疑

先秦时期的四岳可能泛指四方之岳。四岳观念的发生,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秦汉以后,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尔雅》一书在成书过程中杂采邹衍大九州说影响的《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山岳观念,糅合秦统一后的地理观念及武、宣定制后的五岳观念,因而《释地》、《释山》中,有关五岳的名称和方位,前后不一,歧疑丛生。     

从神话文本比较研究看《山海经》的成书时代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历来先贤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各家观点从多个角度入手去探析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之说。本文主要从《山海经》所记录的神话入手,通过神话文本的比较,提出几点有关于《山海经》成书时代的拙见,以供大方之家参考。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扶桑神话与日本民族起源——《山海经》中远古神话的新发现

本文作者近年来通过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研究,特别是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山海经》中有关扶桑的记载远比《梁书》扶桑记为早。并认为早在远古时代,中日便在地理上有密切的交通,帝尧时代就有大陆移民奔赴日本探寻日所出处;《山海经》远非荒诞之作,乃是一部关于远古山川海陆和地理、人文、氏族、物产情况的有价值著作。     

上古神话与六朝志怪

1 一般认为,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童年时期思维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古代,最初见诸书面记载的,是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多典籍.《易经》、《尚书》曾提到过一些神话片断。《诗经》中的《玄鸟》涉及到简狄吞燕卵而生契,而《生民》最早且完整地叙述了周民族始祖神后稷的涎生及其开创农耕的业绩。保存神话资料最丰富的是《山海经》、《淮南子》、《列子》等书。这些典籍距离上古神话的产生已相当遥远,但从其简短而质朴的记述中,我们仍能窥见到上古神话的最初形貌。志怪小说大量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鲁迅说:“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曹丕的     

《尚书》虞舜神话溯源

<尚书>叙事富于神话的想象和幻想,保留了大量上古原始神话的片段,尤其是<虞夏书>,更可以看作是历史化了的我国上古神话与传说的汇集.其中,有关虞舜的神话和有关鲧禹治水的神话构成了<虞夏书>的核心部分.这些神话内容使<尚书>在历史叙事之外,更增添了由想象与幻想等虚构叙事所带来的形象性,使故事情节更为曲折复杂、绚丽多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生动.本文以<尚书>的虞舜神话为研究对象,追溯并分析该神话的原型意义,以期说明神话内容对<尚书>叙事文学性的深刻影响.     

《太平天国人物》序

一钟文典同志《太平天国人物》要再版了,叫我写篇序文。从前司马迁撰《史记》,他在《太史公白序》里说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年二十八,“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文献,结合调查资料,撰著《史记》一书。而他周游中国,随处访问,以成此不朽的著作,尤为世所称道。我读《史记》,曾考此事。他撰《五帝本纪》,自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

上下求索巧辟奇径──读《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王士俊青年学者喻权中洋洋４０万言的学术新著《中国上古文化的新大陆；＜山海经·海外经考＞》出版了。远至巴蜀的《山海经》研究专家袁何先生称赞他“为《山海经》研究开了一个新境界”①。我曾拜读喻权中的《海外经考》...     

九尾白狐与禹娶涂山女神话

赵晔《吴越春秋》记载了著名的禹娶涂山女神话。但《书钞》、《类聚》、《御览》等类书引此神话时,部分条目注出《吕氏春秋》,故古今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该书佚文,这是错误的。禹娶涂山女神话神秘怪诞之处在于九尾白狐意象。战国时期,九尾白狐被认为是以金德王天下的商汤兴起之瑞,与以木德王天下的禹无关。汉儒根据五行相生说改造古史系统,以禹为金德,九尾白狐遂成禹兴之瑞。汉人将九尾白狐意象纳入禹与涂山女的婚姻故事,一段近实的历史传说蜕变为一则浪漫的神话。禹娶涂山女神话是历史神话化的一个实例。     

先秦“盥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各·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而构成"舆论"( Opinion Pbulique)一词,用以表达人民对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舆论"一词的起源.迄今为止,西方语源和语境中的"舆论",其主体本身有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所谓"公众"都具有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即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意识和相应的意见表达能力[1].离开这一点,舆论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公众意见.中国当代的"舆论"定义众说纷纭,但总体上说与西方的"舆论"定义并无二致.     

同源异轨:《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考析

康熙朝《尚书》日讲分为经筵进讲与南书房侍讲,二者同时进行,虽有区别,但沟通密切,共用的进呈讲义后辑为《日讲书经解义》.张英作为讲义的分撰官和南书房侍读《尚书》的儒臣,其著作《书经衷论》与《日讲书经解义》常有文字复现、观点相近、论证思路暗合的现象,据此推测《日讲书经解义》或由张英独力完成.《日讲书经解义》着力疏解文意,发掘《尚书》蕴含的治道,规劝皇帝重视心性品格的修养.《书经衷论》尤重行文章法,以性理释经,强调安民重贤.两部经解结撰原则与体例的差异影响书中传达的旨趣与用意,触发"异轨"效应.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