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

数字化技术对史学研究的基础材料--史料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将原有的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原始材料，通过数字化技术压缩、处理，形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史料。张晓校教授将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生成的历史资料新的存在样态，称之为“新样态史料”［1］。依据个人理解，这种“新样态史料”实际上是在说明“史料新的存在状态或样态”，诸多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在数字化时代已成为“数字化了的”新样态史料。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原始资料外在形态的改变，提升了搜集、整理、占有史料的速度，对于历史学工作者不啻为一个“福音”。     

数字化时代影像史料刍议

传统纸质文本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资料，历来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然而，历史的记录和传播方式始终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影像史料作为传播历史信息的载体，以一种全新的样态出现，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前景，备受历史学研究的关注。当大数据时代来临之际，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催生的、新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存在样态的影像史料，将带给历史学研究新的便捷，但也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

新样态史料之“新”凸显为信息时代的时代特征。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比，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革，扩大了史料的边界，也使历史书写者变成了信息消费者。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样态史料将会成为史料家族中的“新宠”。虽然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但绝不可能遮蔽传统史料的价值，历史书写者应使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并借助新样态史料的便捷，推进历史书写。     

数字化史料的构成及其价值意义

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过程中,数字化史料是数字化史学的先行(技术)实践,历史学向数字化"转向"应从数字化史料开始.就发展过程而言,史料数字化在前,数字化史料的全面形成在后.史料数字化指的是,以纸质文本为主的传统"现成""既成"("狭义"的)史料的数字化,而数字化史料既包括了史料数字化,也涵盖一系列"原创"性信息资料,属于"广义"层面的史料.数字化史料拓宽了史料的边界,对历史学发展进步有积极的作用,但种种消极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新样态史料的符号学意义

数字化时代生成的新样态史料,在存在形态、生成方式、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革新,使史料在历史知识建构过程中呈现新的符号学意义.新样态史料是技术符号,具有大数据“体量巨大、种类繁多、传输迅速”等外显特征.新样态史料保存了传统形态史料的真实性,并赋有交互性和开放性特征.新样态史料是语言符号,体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理性轨迹,也记录着与这种理性活动相伴随的情感活动.新样态史料是价值符号,表现一个社会的整体存在和利益关切,也反映社会中的个体维度和价值观念.新样态史料是学术符号,遵循既有历史学学术规则过滤掉大量依托大数据技术生成的海量伪历史信息,同时要求历史学家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相应历史主题.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唯物史观的传入使中国20世纪的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迈入21世纪,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唯物史观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受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挑战。史学工作者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个值得深思并已引起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本刊刊出这期笔谈,意在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港台历史学

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二战后国际史坛的大趋势。本文拟就二战后港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史学相结合的情况作一简单评介。首先，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是港台社会科学与史学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对这二者所应具之关系，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被称为“采借论”，另一种被称为“整合论”。主张“采借论”的人认为历史学应当广泛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史家建立搜集和整理组织史料的一些架构，提示组织史料的重点，为史家提供较为新颖的课题，促进史家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面的归纳，并有效地解释历史事实，从而系统地进行…     

"史料革命":近十年来的史料学研究及反思

近十年来,在新史学的带动下,史料学研究从学科内部理论问题转向对"史料革命"展开讨论,涉及新史料观及计算机暨数字化技术对史料学的影响,反映了与历史学的互动作用,促进了史料观念的转变,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史料学的发展.但目前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涉及的概念及方法等问题缺乏提炼和归纳,也缺乏从史料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解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布洛赫和劳伦斯·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对当前国内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始 ,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 ,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 ,从此 ,历史学向何处去 ,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 ,历史学将如何发展 ,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 ,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始 ,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 ,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 ,从此 ,历史学向何处去 ,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 ,历史学将如何发展 ,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 ,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从历史学20世纪的遗产谈21世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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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走入新世纪的新取向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始 ,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 ,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 ,从此 ,历史学向何处去 ,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 ,历史学将如何发展 ,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 ,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小议全球化与历史研究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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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发展应当强化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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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历史要重视方法,要突破、创新

1986年9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选定了两个议题;一是“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这两个议题抓住了深入研究此段历史的关键,并触及到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问题。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今后,本刊还拟为此类学术讨论继续提供一定的版面,欢迎持有不同见解的同志不吝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