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朱熹"至善"概念之比较

“至善”是伦理学中的最高概念,康德与朱熹都对此概念进行过阐发。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人,又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要承担道德义务,而感性的人需要幸福,因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截然对立,道德就是“至善”的一切。     

朱熹“灯笼比喻”与宋代理学的人性观

在《朱子语类》中有一个以灯笼来说明人性论的比喻.我们按照由感性至理性“由此而彼”的认识之路来观朱熹灯笼比喻,发现其中蕴含着“本与末、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朱熹以灯笼来比喻人性有三个意义:其一,巧用比喻使抽象人性观生动、鲜明,呈现了朱熹对现实存在事物慎思明辨的观察,更使天命之性的重要意义铭刻于人心;其二,旨在表达宋代理学家“祛恶扬善”的理论,不仅用至善的“天命之性”连贯了以前的儒学人性论,更展示出宋代理学独特的“气质之性”变化向度;其三,以灯反省自身.朱熹对灯笼蕴合的“变”“亮”之特点非常重视,这样的特点被朱熹用来象征人性,贯穿的是一条宋代理学关于“自我”通过“积学明理”“存心养性”等工夫可趋于天命之性的主线.     

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论朱熹对王安石新法新学的批判继承

后世论王安石变法,批评者很多。明代陈汝锜《甘露团长书》说:“介甫以新法负谤于当时,贻指摘于后世,善状不彰,而恶声嘈嘈满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史学界有一种观点,以为安石身后所以长期遭非议,大理学家朱熹起了决定作用,时至当今,这一问题应予辨正。笔者以为,首先,朱熹以理学家身份曾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他的批评对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影响极大,但朱熹对王安石的社会政治思想并未一概否定,在若干方面倒做出了肯定评价,他在任地方官时的许多施政措施,更直接承袭了王氏新法。其次,朱熹对王安石的抨击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深文诟病”、“恶声嘈嘈”的谤诬之辞,而是言之成理,反映了朱熹对社会变革问题的认识深度。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更有利于深入研究朱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     

李退溪的“四端七情”说与孟子、朱熹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朝鲜卓越的理学家,朱熹理气哲学的追随者及倡导者.他开展了孟子的“德之四端说”,以其为理之发用,因此乃是纯然善的;然而,程颐、朱熹言“人之七情”是气之发用,可善可恶.虽然退溪肯认气随理发与理随气发,但是无论在那一方面,他都坚持其观点反对奇高峰的批评.奇高峰认为,人之四端七情皆导自人之理气合一的本性,同时为理气所共发.     

从道德走向审美——朱熹美学的逻辑归宿

作为中国哲学发展高峰的宋明理学,其代表人物的美学观,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从本体论、风格论和人格美三个方面,对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美学思想的内在特征,进行初步地探讨。对于本体论,朱熹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只是表现道的工具。在辨析美善关系中,只有善的东西才是美的,善的内容应通过美的感性形式来表现。对于风格美,朱熹倡导平淡自然的风格,力主为文应与现实社会、政治功利拉开距离,潜心于对道的体验和观照的自由天地中。要求审美意象要有余味,要求以形写神,强调创作主体的虚静心态。对于人格美,朱熹的美学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境界,具体化为“孔颜乐处”。它是对人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获得和谐统一所产生的超越个体有限存在的自由永恒的超越感。     

关于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

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朱熹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宏富,既多精华,也有糟粕。笔者试就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愿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商讨,错误和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一、朱熹之学是先秦儒学之复兴和发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学”。古往今来,解释“儒”和“儒学”的,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给“儒学”下的定义,最能道出儒家思想之中心内容。蒙先生说:“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蒙先生的这个定义,很有来历,决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归纳、提炼,升华而成的。先秦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下面仅就《论语》和《孟子》两书进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柏拉图政治理想之悖论及对现代管理之警示

柏拉图把“正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并将城邦正义之公共善的实现视为政治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个体善而言,“正义”是其灵魂的和谐,实质是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就公共善而言,“正义”是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安其份、各尽其责,实质是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柏拉图按照灵魂素质的不同将人划分为三个等级,这暗含个体灵魂及境遇的不可改变性.而另一方面,柏拉图又注重体育、音乐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的灵魂的可变性及可塑性.这样,个体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遵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守性互相矛盾,对灵魂完善的追求与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形成悖论.柏拉图用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方式建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逻辑推演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现代管理者在吸取传统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应该注意其政治管理理念存在的困境.     

朱熹《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的深刻政治意蕴

朱熹《诗集传.国风》的思想研究体现出深刻的政治意蕴。朱熹认为,只有圣贤之道的德化、仁政才能感召人民、化育万类,使天人和谐一致,使人人团结奋斗,追求人类社会的最大的整体利益。这也是朱熹在《诗集传.国风》思想研究中一再强调和深入分析的圣贤政治之根本原则。     

朱熹形上学体系下的理欲观

文章梳理了朱熹哲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旨在阐明朱子形上学体系下的理欲观有其合理的逻辑理脉和深刻的哲学思辨，并通过简析戴震对朱熹的批评，说明“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的不同。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苟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苟况说：“凡以知，人之…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

朱熹理学是南宋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统治思想界数百年,影响深远。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加上徽商的扶助,朱熹理学与徽州渊源极深。明末清初,徽州号称“理学之邦”,“东南齐鲁”。今天研究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流传与影响,对批判继承中国民族思想文化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善钧从众：道心与人心之间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下，努力在“合乎善”与“合乎众”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     

顺天应人：人心政治的“源”与“流”

寻求“至善生活”的实现方式，是西东方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共同追求。西方社会立基于人性是恶的、公权力是恶的“双重恶”理论假设，通过委托-代理式单向度不信任的政治制度设计，建构了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保护私人财产权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最终却陷入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新型丛林法则时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出于规模社会的治理需要，建构了立基于集体主义的人民与政府间双向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人心政治形态。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有机地统合起来，推动政治制度体系的“源”与“流”有序运转并综合发挥作用的自我调适机制，以达成服务人民、发展国家、促进和平的最终目的。     

试论朱熹哲学性质

朱熹(公元1130-1200年)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一位博学而且影响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以周敦颐,邵雍的“象数学”和程颢、程颐的“义理学”为理论源泉,又吸取佛教华严宗“理事说”中的某些思辩方法,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知识中的某些思想资料,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还很不一致。本文试图就朱熹哲学的核心问题--“理”、“气”关系,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止于至善：朱熹的编辑审美追求

朱熹是孔子之后集理学大成的思想家，也是继孔子编辑六经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儒学编辑家，一生编辑、刊刻、传播了大量儒家经典。其编辑的儒家经典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作为编辑家，朱熹将“止于至善”的编辑审美追求贯穿于其编辑活动的全过程，追求内容美和形式美的有机统一。“明道”是其选题内容美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善”是其内容编校美追求的目标，同时在书籍形式上追求版面编排的和谐美、字体写刻的神韵美、插图形象的直观美、封面设计的雅致美。朱熹通过编辑儒家经典以书传道，最终完美地建构起集大成的理学思想体系。     

王阳明“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之内涵——兼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比较

与朱熹“仁义未尝不利”讲仁义并不排斥利但反对“利心”一样,王阳明极力反对当时的“功利之心”,并且推崇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谋其利”“计其功”,同时又讲“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并不排斥声色货利.但是,朱熹并不赞同主动求利,而王阳明则赞同在致得良知的前提下,对于声色货利的追求,并不反对主动求利,因而与朱熹有所差别.尤其是,王阳明还明确讲“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又讲“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讲“四民异业而同道”,对工商多有肯定,显然较朱熹有了一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