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减免的法理基础和经验借鉴

对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险缴费减免有利于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发挥养老保险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民权利和资格理论要求国家保障弱势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权,国家义务包含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条件的义务,并且这种义务是法律义务,并非对公民的施舍。缴费减免与社会救助比较,具有一定优势。国外的法律规范为我们今后立法提供了借鉴。     

教育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探讨

在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问题研究中，探讨教育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不算多，较为典型的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他认为，教育是使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①，主要理由是：第二，由于收入或工资差别来自于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因此，教育的发展可以影响收入分配，减少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现象；第二，在引用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舒尔茨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孟买在个人收入分配上相对差距小，其主要在于美国各职业间受教育程度差距小于盂买。因此，发展教育可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收入差别减少；第三，从功能性收入分配比…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除受地区间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制约外，还取决于农民自身对政策机遇的把握，包括级差收益、市场化、分工专业化和产业化。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及地区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及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以及农民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等。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差异过大造成的，因此必须进行农村宏观分配关系综合改革，建立与农村微观经济相适应的宏观分配体制。     

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选择——基于权力结构的理论剖析

权力结构是从资源到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因素，社会主体的资源配置偏好和社会制度的赋存状态共同决定了经济博弈过程中各主体间的权力结构。由生产性分配权力、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和权力倾向性系数构成的权力函数证明，非生产性分配权力对等是实现参与人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从长期分配过程看，倾向性系数决定社会主体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一旦差距超出可容忍范围，资源短缺方便可能采取极端分配方式，继而造成产出效率损失和社会秩序失控。因此，制度的顶层设计应在保证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生产性分配权重调动更多社会主体通过生产投入提高个人收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羁绊.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及不同阶层差距拉大等特征.从根源上看,既有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分配体系改革滞后造成的影响.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稳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及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着手.     

依靠初次分配和公有经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分层失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及其对经济发展,尤其社会稳定的日益严重的不利影响,并且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遏制这种趋势.解决中国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只能依靠初次分配和公有经济.     

论分配正义与权利

分配正义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一系列正义原则以指导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和经济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达成有关分配份额的公平契约。作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的社会正义原则就是效率与公平内在结合的差别原则。分配正义要求有利阶层和不利阶层间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应具有双向增递式关系； 而分配结果的正义性首先必须是一种程序正义的结果， 分配的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要求平等地分配各种机会， 排除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分配正义的权利问题主要地可以归结为对资质才能的权利问题， 个人和社会对个体的资质才能双重拥有权利是分配正义的权利基础。     

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关键指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是指居民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上而形成的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认可和包容程度。因此,可以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来测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正式制度中的收入分配政策、企业组织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息息相关;非正式制度中的公平观念、地区制度传统、社交网络也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接纳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市场初次分配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主体,其中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主要因素;政府二次分配没有起到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其中养老金净收入对收入差距起较强的逆向调节作用,而社会救济收入、保险净收入和个人所得税起微弱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基于亲情的家庭内部收入转移,且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而社会慈善事业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总收入到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中的逆向调节机制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存在明显的逆向调节机制,政府财政的职能突出聚集财政资金,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被忽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金的征收未能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直补突出了"效率优先"和"粮食安全"意识,由此导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显著大于总收入基尼系数。2002-2010年我国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均未超过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合理,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后收入分配差距全方位扩大,2002-201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比总收入基尼系数均值扩大20.53个百分点,并且所有年份均超过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区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