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版本汇校述评

《边城》的主要版本（文本）共有初刊本、初版本、改订本、校正本、重校本和全集本6种。《边城》从初版本到改订本主要是艺术方面的修改和作者创作观念的明显化;从改订本到校正本主要是作者为适应新的语言和道德规范做出的调整,是对其文学观念的再坚持以及艺术方面的修改。版本（文本）变迁中贯穿始终的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文字试验”,二是作者对其以“生命”为核心的文学观念的坚持。综合看来,全集本可称为《边城》的一个“善本”。     

戏剧《关汉卿》版本校评

约半个世纪前,田汉在创作戏剧《关汉卿》时,从最初付梓印刷到后来,曾经数易其稿,对场次、舞台提示、台词提示和台词都作了较大改动。本文主要对较初刊本与初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以窥其版本流变轨迹,以及这些改动对剧情和人物形象塑造产生的影响。     

《日出》的版本与修改

<日出>经历了复杂的版本变迁.其再版本较之初刊本和初版本更完备;开明本改动最大,充满国家意识形态修辞;"剧本选"本是初版本与开明本的合成本,但又有新的改动;"戏剧二版"本承续了"剧本选"本的修改,是一个更适合演出的本子;四川本是曹禺最后的改定本,却又不及再版本那样完备.这些不同的版本是<日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变体,其实是不同的文本.这涉及文学史如何叙述具有不同版本的新文学名著的重大命题.     

《倪焕之》的版本变迁

《倪焕之》有四个重要的版本 :初刊本、初版本、删节本和文集本 ,其版本的变迁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修改意向 :艺术完善、与新的文学规范接轨、语言规范化。这部小说具有不同的版 (文 )本“本”性。     

"革命"与"性"的意义滑变--《蚀》三部曲的版本比较

茅盾的小说《蚀》三部曲,在版本变迁中主要的一次修改,是在初版本到定本之间。这次修改,作者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实现了文本的全面刷新,尤其是导致了“革命”与“性”的意义滑变。     

胡适著译书目系年

一、本书目收胡适先生的中文著作专书,包括专著,诗集,文集及编校、翻译的书;附录胡适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主要刊物。不录散篇诗文。 二、本书目编年排列。各书附简明提要,说明版本情况及大致内容,一般不加评论。 三、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省出版的胡适著作,只录初版本;版本有异动的重版书在原书初版项下说明。编者未见的台湾版胡适著作,曾参用李家祺先生所辑《专书目录——胡适研究》及徐高元先生所编《胡适先生中文著作目录》的部分资料,特此说明。     

《创业史》两种版本的比较研究

如果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初版本与修订本比较,可以发现柳青对初版本作了诸多修改,其因有三：一虽然文革已过,但作者受时潮影响未减;二作者重病在身,孤独自处,“左”毒未消;三身体受损,作者的审美鉴赏力未能如前保持。因此,从文本的艺术价值着眼,今后重印《创业史》第一部,宜以初版本为准。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所藏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现流传的《金瓶梅》的版本大约有三种,即词话本、崇祯本、第一奇书本系列。现梨花女大图书馆所藏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属于《金瓶梅》三种版本中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奇书系列的版本。现高丽大学图书馆、首尔大学奎章阁和中央图书馆、延世大学图书馆及东亚大学图书馆各收藏有一种第一奇书本。仔细察看梨花女大图书馆收藏的第一奇书本,跟时期最早的第一奇书本的张评甲本,即大连图书馆所藏的第一奇书本基本一致,可断定是和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是同一版本翻刻的,或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继承下来,后世又翻刻的版本。但又从跟大连图书馆本附录排列顺序不同,以及没有回评部分这一点来说,分明不是原样按照大连图书馆本翻刻的,我们推测可能是为了节省出版费用,把回评和插图省略掉而又重新分册刊行的。     

谈《金瓶梅》中的说唱艺术成分

《金瓶梅》词话本是说唱活动的底本,该长篇小说是在说唱艺术中生成的一朵奇葩。《金瓶梅》说散本是从词话本发展来的,尽管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删削改动,但说散本中仍保留了大量的说唱艺术成分。说唱艺术成分的存在,使《金瓶梅》文本（包括词话本、说散本）具有了别样的美感。     

文学名著改写本对原著的经验重构——基于对《神笔马良》及其简写本、扩写本的功能文体分析

文章在功能文体学及物系统框架内,对比分析《神笔马良》原著及其两部简写本、一部扩写本经验构建的前景化差异并解释其动因。研究表明,简写本和扩写本在及物结构语态选择、情感型和认知型心理过程选择上呈现不同的前景化特征;作为教材语篇的简写本和作为漫画文本的简写本在言语过程引述方式上差异显著。文体的前景化差异受多层次情景语境和交际目标制约。与单一语篇的文体分析相比,对主题相关的多个语篇进行文体对比分析更能有效揭示与情景语境和整体意义相关的前景化动因。      

避讳在《近思录》版本鉴别中的作用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当不知一个时代刻本的具体刻印时间时,当难辨同一种文本的不同时代版本时,当各家版本鉴定存有争议时,当一种刻本原本不存,传注本又较多时,若作推断,则往往依据避讳字。例如以避讳字有助于鉴定《近思录》的不同版本。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研究

在对《文镜秘府论》做传本调查、校勘,及对相关研究成果做全面总结清理的基础上,中国内地终于有了一部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但作者认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未存传本、原典考证、《九意》作者,以及《文镜秘府论》的编撰思想、文学思想、诗学日本化等。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其本国就引起了一定反响,加之翻译家林纾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经他“加工”过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虽与原作有所出入,有失其“信”,但此作却取得了更高的文学价值,成为我国近代的翻译名著,大大丰富了“译介学”理论的内涵。另外,它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唐诗接受史研究模式与事例的创新——读沈文凡教授《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

沈文凡教授等所著《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唐诗三百首》全新的注本。“全新”是指在文学总集注本中有意识地发掘具体某一作品的“接受小史”研究。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与事例的创新。“接受小史”,“是指后代诗人从创作上继承、借鉴三百首中名篇的情况。这是‘名诗’和‘名句’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模式或事例创新,体现在“作为创作者的接受影响和摹仿借用”。是揭示《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对后代作家的影响史,以及后代作家对《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名句的“摹仿借用”。本书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篇的影响史：二是揭示后代作家“摹仿借用”唐诗名句的影响史。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吴梦窗词校勘札记——毛晋本及毛康校本

通过将梦窗词集毛晋本与明钞本作比对，认为毛晋本虽未经精审校勘，但后世校雠家因未能审择点窜，故不乏以正为误者。另外，毛晋本经毛康校改后，已近明钞面貌，甚至对明钞亦有捉正。梦窗词集的著名校家，多因未见毛康校本，甚或亦未见明钞本，故对毛晋本的定谳多有失实之处。     

论古书序跋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

古书序跋中谈及版刻者颇多,在通常的情况下,版刻时间基本上同最后的一篇序或跋所署的时间一致,利用古书中的序跋来鉴定版本,应当是可靠的.若原书的序跋被书估作伪,或遇到翻刻本、重刻本时,把序跋作为版本的鉴别根据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