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2O世纪以来虞集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的虞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多着眼于作家之艺术技巧与艺术修养,由于虞集学问博洽,诗文艺术性较强,因而研究者对其多给予肯定.20世纪50至70年代,研究界开始引入社会-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对以艺术技巧见长的虞集,大多评价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中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渐渐淡出,而文化-心理分析方法逐步为学者所接受和重视.这一阶段的虞集研究不再局限于品评其诗文成就的高低,而更加注重从社会文化背景、心态等方面总结其创作得失的深层原因.人们对虞集的认识渐趋全面.     

红色文化与现代视觉艺术的契合

在当代艺术界,代表政治精神的“红色文化”经常出现在创作作品中.这种设计风格早在20世纪初期已经形成,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因为政治的变革也表现出一些新形式的精神风貌,并于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到了21世纪早期,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通过了解红色文化,重点研究红色文化在当地视觉艺术创作中的表现特点,摸索出红色文化和当代视觉艺术设计的共同点,进而推进红色文化的成熟发展.     

反思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文艺观的批判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推崇性灵,打出“不干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有意回避阶级性、社会性、时代性和思想性等重大命题,这可以看成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文化苦旅。左翼文艺工作者高扬的文艺功利性与林语堂在艺术上的价值取向有着明显的不同。“左联”的“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并把所有的非政治宣传的文学看作是无价值的”的文艺批评标准,以及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宗派倾向都是不利于中国新文艺健康成长的。     

艺术的"再现"和"表现"——中西方艺术本体论的观念演变及差异评述

传统艺术理论中,常以“再现”或“表现”言说艺术的本质,本文即试图以“艺术再现论”和“艺术表现论”来概括比较20世纪以前的中西艺术本质论,并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因素出发探究“再现”“表现”在中西方的差异,以期更好地理解“再现”和“表现”。     

新时期生态文学创作论纲

新时期生态文学创作的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态问题的严峻,二是外来生态思潮的影响,三是本土生态传统的承续。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特征是“隐性”,即作家没有明确的生态主义创作意图,但创作中却潜隐着生态主义的思想元素或情感符号;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的基本特征是“显性”,即作家目睹生态危机的恶果,或者是因为接受了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意识地从事生态创作。其创作包括“现实批判”和“理想诉求”两大基本主题,关涉到自然、社会、文化和人性四方面生态文化内涵。     

基督精神与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林语堂作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物” ,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即相离 ,即从接受到放弃、又从放弃到再接受的迂回复归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过程 ,既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也和 2 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大体系有关 ,并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显示了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左翼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缺位——论夏衍剧作之二

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把戏剧艺术当成“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其左翼思想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让位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他带着这种思想倾向创作的抗战剧作,必然遭致后来50年代社会重视以“阶级意识”为主、呼唤塑造时代英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幼儿教育“减负”——基于陶行知“六大解放”思想的思考

陶行知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其“生活教育”理论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六大解放”教育思想,即解放幼儿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与时间。基于对当今幼儿教育中存在的“超前教育”和“超载教育”现象的思考,结合“六大解放”教育思想的启示,提出幼儿教育“减负”的主张。     

情归何处——论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的流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创作与“五四”时期乡土作家们“感时忧国”、“隐现着乡愁”的写实方式不同,对故乡表现出“拒绝”、“仇恨”的情感倾向,营造出了一系列关于故乡的历史神话和反神话,标志着乡土小说创作情感和写作方式的流变。故乡不再是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寄托,而变成了一种文学性的资源,一种可以诗性抒发和艺术虚构的空间。作家们关注的已不再是故乡的具体内涵,而是对故乡的言说方式。乡土小说创作也从原来的拯民救世的实用性中偏离了出来,走向了主观和抒情性。     

佛儒相融虚实相生--佛理禅思在两岸当代散文中的折射与异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明心见性的佛禅散文在海峡两岸都较为兴盛。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文本之一,佛禅散文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作家的理念、文化的意志和社会的情状。从当代两岸创作看,佛禅散文并非纯粹为表现佛理禅思,而多以“佛儒相融”“虚实相生”的面目观照社会,传情达意。两岸佛禅散文虽然同样关注人生本质、境遇和归宿,但因受着不同背景、受众和创作目的的驱使,在表现手法、主观立意上却花开各异,显现着不同的特征及走向。     

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论艾青第二高峰时期的诗歌创作

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间,艾青又一次以丰厚的创作实绩,达到了自己创作的第二高峰。艾青此一时期的诗歌艺术,表现出巨大的思想魅力,以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精神,表明了诗人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艾青的诗歌艺术在形式上也达到了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境界。     

论王蒙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小说创作之间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的基本文学主张是强调创作题材的现实性、重大性和思想情绪的积极、乐观,但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意识流”系列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主题却是对现实的深刻质疑与困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面对走向“失重”的文学,王蒙率先提出要“重建理想”,而他自己的小说却充满了残谑嘲弄和语言的狂欢。王蒙的这种批评与创作之间的错位与矛盾,对于思考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有某种借鉴意义。     

解读"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黑人民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服务于特殊政治目的的“模范少数族裔”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台,并在80年代再次兴起。这一时期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时期,从这两种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政治目的和精神内涵出发,可以发现“模范少数族裔”理论一方面顺应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对一些主张表现出抵制意图。     

论清初诗歌思想的特点

本文从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动对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诗人创作态度、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变化着眼 ,考察了清初诗歌思想的变化和特点。明清易代之际 ,社会激烈动荡 ,经世致用思潮高涨。创作队伍的主体是遗民诗人 ,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民族精神成为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 ,强调抒写真性情 ,主张发挥个性成为诗人们共同的追求。自明代中叶以来摹拟复古的风气和追求“幽深孤峭”的弊端得到矫正 ,诗歌理论与创作呈现丰富多样的形态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汪曾祺的文学意义——以20世纪80年代文坛为背景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创作,从内容、思想到技巧都体现出与传统文化的深厚联系,“美与趣”的思想显示出他对于小说艺术和社会影响的重视,一部分取材文革的小说对历史进行了冷静反思,他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以实践继承和发展了“散文化小说”这一路径,在重视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将小说写短写精,扩大了散文化小说的影响。     

论林语堂对严复翻译观的发展

严复和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的著名翻译大家，他们为中国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严复的“信、达、雅”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翻译理论。而林语堂则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回顾、比较了两者的翻译观，论述林语堂对严复翻译理论的发展，旨在说明林语堂的翻译观对中国翻译理论的重大价值和贡献。     

艺术·体系·视野——“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研究

“世界艺术”思想源自启蒙时代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对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包容是其显著特征。其后,黑格尔在“艺术整体”观中再度阐释了“世界艺术”的思想,并第一次试图为艺术的世界史建立整一的历史体系,“世界艺术史”思想因此得到首度阐发。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影响,人类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问题在“世界艺术史”的探索中被遮蔽、排斥和异化。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来临,在20世纪以来“世界艺术史”与“全球艺术史”思想的多维阐释和书写实践中,西方学者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并在新国际主义立场上正视并认同文化差异。对待差异性的不同态度始终是理解特定时期“世界艺术史”思想与全球视野中的世界艺术史,即“全球艺术史”思想的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