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祁寯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祁寯藻为晚清名臣,以政治功业、学术思想和诗文成就闻名于世。晚清以来关于祁寯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端、分流、重振的过程,当前成果颇丰。通过分析近年来研究选题的重心及成果分布,可以发现祁寯藻研究仍存在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深度广度不足等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可持续的研究领域。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祁寯藻嫡裔事迹述考

山西寿阳人祁寯藻(1793-1866),人称寿阳相国,为晋人有清一代居京师为官最高最久者。累官至内阁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又为道咸同三朝帝师。寯藻逝后,其子祁世长以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若加上祁寯藻父祁韵士、弟祁宿藻,可谓是三世显达。然自祁世长逝后,特别是辛亥以后,其直系后裔却星散各处,与寿阳族人,似已断了联系,身故之人,再也未能归葬故里。因此,自祁世长之后始,参照相关公私资料,梳理祁氏正支主要后裔史迹,可以反映出一个词显宦家后人的各个方面。     

祁寯藻诗歌管窥

祁寯藻平稳的仕途经历和长期的台阁生活使其诗多讴歌升平之作;而残酷的社会现实、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儒家伦理关怀意识又使其创作出不少关怀国事民生的诗歌,但祁寯藻对于社会动乱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刻。祁寯藻在诗学观上强调"性情"是诗歌的本质,其观点没有突破《礼记》、《毛诗序》等传统诗教的牢笼,但影响到了祁寯藻诗歌的表达方式、修改思路乃至编集时的取舍。祁寯藻是一个谨言慎行、谦恭持重的人。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是造成其雅正平和、温柔敦厚诗风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知人论世,综合把握,才能更好理解祁寯藻及其诗歌创作。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关于章学诚生平与学说的境遇,胡适曾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即有关章氏生平与学说的信息被埋没了一百二十年,但也一直有人认为胡氏所言与事实不符。本文对章氏身后境遇状况提供一个补证,指出在清国史馆档案的传包传稿中有多个章学诚传记,且章学诚在国史《文苑传》中数次获立正传。这些材料补充证明,章学诚学说在晚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生平概况更没有被埋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清廷官方的认可。这对于实事求是地研究章氏学说的命运和晚清学术的实况或有助益。     

金陵本《船山遗书》谋刊过程考

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翁同龢文献》与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翁同是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 ,曾先后担任刑、工、户诸部尚书 ,两度入值军机处 ,且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对清廷最高决策发挥重大作用。《翁同文献》甲午战争部分披露了大量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最高决策层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解开不少历史谜团 ,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价值 ,它的出版 ,必将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晚清《古文尚书》“辨真”学兴盛原因探微

晚清时期,卫护晚出《古文尚书》之风大盛,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学者出于自身学术立场的考虑,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关系甚巨。理学的复兴无疑对此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今文经学则从反面刺激了辨真学的兴盛。王懿荣上疏请复古本《尚书》,更是引起了辨真派的极大不满,多部著作因此而问世。此外,阎、惠等人辨伪之书的广为流布,以及毛奇龄等人辨真学的不成熟,都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     

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

王阳明心学在清初遭到程朱学者的猛烈批评,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康熙早期史馆总裁徐元文兄弟提出设立《理(道)学传》的倡议,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可归纳为道学当去、总归儒林,道学乃道家之学,《道学传》惟《宋史》宜有之等。《明史》最终未立《理学传》,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被列入大传,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     

循吏、酷吏和其他

我国史书多列有与《刑法志》相联系的《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些以截然不同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执法者,有着和各自密切联系的社会条件。循吏是与统治者和人民的某种需要“合拍”相关联,失去一方便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基础。而酷吏是与随经济繁荣而来的统治阶级腐化及因兼并被迫铤而走险的“穷民犯法”相关联的社会产物,它有针对人民和豪强贵戚的两重性,二者都不应忽视。尤其唐代以来的酷吏政治的教训是极深刻的。对这些,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也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郭嵩焘《大学章句质疑》对朱子的辩难及其思想史意义

朱子学在晚清突破乾嘉汉学的藩篱,迎来中兴和复振。如何对待朱子学、如何回应时弊成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群体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郭嵩焘以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核心依据《大学章句》为切入点,兼采汉宋,无所依阿,诉诸经世,从文本到义理向朱子展开系统的辩难,显豁出依违朱子的鲜明特质。它一方面绾合汉学、宋学和经世致用之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开显出诠释《大学》的新维度;另一方面在理学中兴的视域下,以“尊经即所以尊朱子”为宗旨,指明判释朱子的新视角和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郭嵩焘这一个案透显出晚清经典诠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浓郁色彩。     

论朱子修正《大学》文本的依据及意义

朱子的《大学》学,实际上是以《大学章句》为核心文本的。《大学章句》是朱子在《礼记·大学》篇的基础上,参考二程的《大学》改本进行较大改动后所得到的本子。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主要分为三部分,包括区分经文、传文,变更传文顺序,补充传文。朱子对《大学》文本的改动至少有着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文本依据;二是对于前儒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三是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此外,朱子区分《大学》的经文与传文,不仅密切了"三纲领"与"八条目"的关系,还突出强调了儒家"修己治人"的为学之路,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整个"理学"建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近代报业崛起与清末吏治改革

光绪中后期,正值维新吏治改革渐起之时,《邸报》、《京报》、《申报》等构成的报业网络连续报道一系列言官弹劾惩贪的大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此种言路与报业相配合的模式,对晚清吏治改革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推进了全国吏治澄清的进程,顺应了当时民主变革思潮。《邸报》、《京报》等在报道中,体现出较强的时效性和选刊自由,展现了报业的近代转变,而《申报》通过报道和评论更表现出强烈的报业独立意识,开拓了报业"启民智"、"下情上达"的政治功能,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通过信息的有效流通,将影响扩大到全国。此种传播网络在近代民主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论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伴随着他军事上的成功,在清中叶汉宋之争中一度陷于颓势的宋学在晚清再度复兴。这与他在吏治腐败、帝国危机的背景下积极倡导宋学,以图改良风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宗宋儒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汉宋调和,从而使汉宋学术长期对立的局面得以终结,促进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他以礼学会通汉宋,既坚守宋学的立身之道,又以礼学的经世精神吸纳新知,为礼制改革以及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曾国藩的学术努力,改变了既有的学术版图,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