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学转向的生态美学

回到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建构之初,通过分析鲍姆嘉登和康德美学所代表的不同范式,对生态美学进行定位。从康德美学所奠定的现代美学来看,审美与伦理之间并非如当下学界通常认为的是互相隔绝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以感性的方式研究文化与伦理的问题,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或哲学介入审美并非对审美自律的背离,而恰恰是当代美学走向深化的体现。当代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让人们思考"如何才是美好的生活途径",由此涉及到将自身的审美判断建立在生态的哲理思想基础上,也就是说人类的良善之美好生活这个伦理学所考量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就包含生态美学的向度。     

论葛洪的生态美学

葛洪的生态美学思想是在其道教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葛洪的生态美学充分反映在其神仙美学和生态伦理美学上。它们所展现的和谐共融的思想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之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居住的环境伦理美学

"环境伦理美学"基于罗尔斯顿所提出的以尊重大自然的客观价值为基础的非人类中心论观念,即"恰当地‘遵循大自然’的伦理学"。"环境伦理美学"就是探讨自然美的"正价值"。而"居住的环境伦理美学"就是从自然美的"正价值"视野,探讨如何回归中国"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居住环境伦理美学的主旨——择邻而居。     

伦理美学语境下的和谐物质利益关系

在伦理美学语境下看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上也能够实现真、善、美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问题。从伦理美学的角度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对于现阶段我国稳定社会、理顺人心、广泛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代美学的本体论决断

“关于美本身,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先验批判性质的话题。它首先要回答的是审美主体能够有何种“先验审美认识图式”。这个图式的纯洁程度决定着人们是否可以和对象世界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联系。这个具有先验性质的问题,只能从对各种“经验审美认识图式”的逻辑批判中,尤其是对美学史上具有主流性质的理性审美图式与伦理审美图式的批判中获得。只有完成了审美意识的本体论决断,即从先验分析角度建构出审美图式与伦理图式、理性图式的基本区别,才能保证审美叙述在逻辑上的合理性。     

审美与伦理维度中的康德美学辩证观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由于后学各取所需并片面解释、发挥,遮蔽其思想本意,致使本就充满矛盾的康德美学愈加难以阐析:主观与客观、形式与表现、存在与思维、审美与伦理等矛盾丛生。康德以后,美学的学术潮流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从一个方向走向相反的方向,或为主观,或为客观;或为本质,或为现象;或为生命本身,或为精神理性。尽管康德本人认为只有鉴赏力本身的幻象才能产生辩证法,也即审美的"二律背反"才是辩证法,但实质上他的矛盾体本身就具有对立统一的特质,从其中能很好地体现美本身的多样性,从一个多维的侧面能证明美的东西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辩证的。文章从审美与伦理的对立关系中阐释其辩证特征。     

关联美学的伦理批判——以威廉·莫里斯的艺术作品为例

艺术哲学美学与伦理批判结合，形成了审美基础之上的道德建构，由此也完成了艺术判断与道德批判的美学关联。在维多利亚后期的历史语境中，威廉·莫里斯的墙纸艺术作品，是美学关联的成功案例，反映了莫里斯付诸艺术实践、批判资本主义的浪漫哲思，凸显了他饱含人文关怀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兼具美学感受与批判内涵的社会主义审美实验，其本质是一次关联美学体验与政治主体性、批判性的道德实践，辩证地探讨了人类在面对艺术与社会时的情感诉求：大众社会本身滋养了无产阶级的灵魂美学，而莫里斯的艺术作品则从伦理内核的维度出发，试图酝酿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主体社会。     

中国传统美学的伦理智慧及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美学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智慧,这种智慧的形成源于中国古代深厚的伦理思想土壤,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哲学基础,其实质是从伦理的角度探讨和理解美的基本问题,以美与善的关系建构为核心内容,具有以美善统一为理想目标、以中和为审美价值取向、以审美人格为最高境界的鲜明特征。伦理取向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生命智慧或生活智慧的凸显与表达,对当代美学的价值确立与理论构建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窦娥冤》经典价值初探

《窦娥冤》作为关汉卿杂剧创作的代表,已进入了世界经典悲剧的范畴,产生了经典悲剧所具有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剧本以悲剧的视野传达出了伦理文化对个体生存的决定意义,展示了悲剧创作的特殊品格,表现了关汉卿对中国古代悲剧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论《淮南子》的伦理美思想

《淮南子》对伦理美的定义、价值、理论基础、情与质、质与文、内容与形式、“有为”与“无为”、利人与利己、治国与修身的辩证认识,对伦理美的实现、伦理美的欣赏、伦理美的载体,及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美的培养、伦理美的感应和接受等问题,颇有全面、系统、深刻的探讨与论证,确系一部有价值的美学著作。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后现代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及其现实困境

后现代语境下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是启蒙时代以来以理性奠基的规范性伦理主体趋于消解的必然后果,具体表现为:伦理主体由规范性向创生性、由单一性向多面性、由形上追求向在身体体验的转变。后现代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倾向为伦理学的开放性建构与主体自由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因此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当代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疾风劲吹,使得伦理主体的审美化在获得日常践行方式、催生出消费时代自得其乐的"美学人"的同时,也将这一倾向的合理性异化为消费时代的现实困局。     

西方生态美学的缘起、发展与转型

西方生态美学在20世纪中叶出现理论萌芽,经历了在生态伦理、生态文学、景观设计等领域几十年的发展,逐渐与自然美学和环境美学区分开来,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的一门学科。生态美学的学科构建主要体现在处理生态学、美学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具有从自然到环境再到生态的内在逻辑承接性,包含了人、社会、文化、环境四个维度的融合。生态美学突破了传统美学知识自律的窠臼,并以科技与人文相融合、景观与艺术相渗透的视野成为后现代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主体的生态自然与生命自由提供知识资源。利奥波德、米克、贾克苏、高博斯特和林托特等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在各自的领域推动了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他们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西方生态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佯谬或洞见：环境伦理主体的美学之思

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域，环境伦理主体可能借助去蔽、境域、体验等美学方法而得到诠解。首先，对于自然主体地位的认可，不仅是超越人类沙文主义的观念进步，也是对于被遮蔽的古希腊罗马思想的美学去蔽。其次，美学的“境域生成”方法，有助于超越实体主义思路而朝向环境伦理主体的真意。复次，只有穿越片面的认知主义，才能在环境体验中实现环境伦理主体的审美亲证。     

生态美学的几点问题

本文以探讨生态学在审美价值论证中的运用为例,通过梳理生态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韩裔美籍学者高主锡和中国学者程相占相关理论研究进行观照,可以看出,二者在把生态学与美学联结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概念性错误和研究方法的误用。环境的各种价值包括生态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我们希望这些价值能理想化地互为补充,但同时,我们必须接受它们的差异性,简单地用生态美学或生态伦理学的方式坚持其互补性丝毫不能解决其差异性,没有什么先验必然性确保这些价值和谐共存。没有哪一种价值一定在某一特定的复杂环境问题中占据主导,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构成一个规范性复合体,其相对的重要性由当时情况的特殊性质和进行评价的人的判断所决定。更恰当的做法是,为每一种价值在环境体验和认识中所做的重要贡献争取尊重和认可,包括伦理的、科学的/生态的和审美的。     

“《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研讨会述要

9月24日，来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学术团体的30余名专家学者聚首蓉城，参加由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中华文化论坛》杂志编辑部主办的“《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与会者畅所欲言，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就“《道德经》与当代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讨。为弘扬学术、传播信息，特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一、《道德经》与当代文化多数与会者认为，当代是多元文化竞放异彩的时代，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是当代文化百花园中一枝耀眼的奇葩。老子的《道德经》言简意赅，内蕴丰厚，乃中国优秀传…     

环境美学视域下的宋代花卉审美观念——以宋代花卉谱录为考察中心

宋代是中国花卉审美文化的巅峰，而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谱录是一个绝佳的窗口。经整理发现，宋人的花卉审美观念已颇成体系：在审美对象方面，既重视花之“容质”又强调花之“韵格”；在审美方式方面，既提倡“格物”精神又宣扬“造境”理念。另外，宋人还热衷于为花卉评定等级，但标准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不定。从环境美学的角度视之，这些观念既有值得继承之处，如欣赏得全面、精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参与等，但也存在应该反思的地方，如为花卉划定等级，将人类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花卉之上等。有鉴于此，本文更倡导一种生态的自然审美模式。这种模式以自然的“生意”为焦点，以生态科学知识与生态伦理学观念为资源，以能否展现、维护自然的“生意”为评价标准，致力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百药”、“百病”学说的生命伦理与美好社会

道教特有的“百药”、“百病”理论,独具特色地就善恶报应观以及戒律制度的执行提出了详尽的阐述,实为道教借医家之名与世俗伦理共同塑造的生命性理、玄理,同时也是事理与情理.其中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借助独特的思辨特征、叙述方式,从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建立了道教以神仙信仰为基础的人伦之学,是对道教生命伦理的鲜明阐释,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呼应道教“贵生”理念.这一思想对今天倡导的建立美好的社会环境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社会伦理的三种基本形态

从伦理思想史来看,西方社会伦理实际上存在着三种基本形态: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经验伦理、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伦理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实践伦理。每种形态都是思想者从人类社会活动角度对伦理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和掌握,厘清和界定出这三种形态,不仅是深入理解和掌握社会伦理本质的需要,而且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伦理的需要。对伦理如何进一步科学地、合理地介入人类社会活动,并对其进行反思和建构,不停留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道德考量和伦理审判,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管理伦理新解

管理伦理是以人的管理行为为载体而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 ,是伦理道德在管理领域的一种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因而 ,管理伦理既是一种过程伦理、一种制度伦理 ,也是一种组织伦理、一种德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