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格到人格:行政人格的超越力量与境界追求

行政资格体现了行政人的职业性特征,行政人格则体现了行政人的个性特征;行政人格要超越行政资格,其超越力量是行政人内在的主体性,表现为行政自由.行政人格有三重境界:知能人格境界、道德人格境界和自由人格境界.这三种境界,可分为两个层次.知能人格境界与道德人格境界属同一层次的两种类型,行政人自由人格境界是前二者的提升,是最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即理想的行政人格.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基于制度视角的行政人格冲突研究

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行政人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矛盾或混乱状态是目前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我们把这种现象称做行政人格冲突,并从行政制度对行政人格塑造的功能入手对它进行分析,找到了行政制度存在的理论预设偏颇、系统耦合性低下以及实施机制扭曲等缺陷,认为这是行政人格冲突的根本原因。     

论行政人格的结构

行政人格是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具有特定功能的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它既有相应的层次,又有复杂的结构.从静态上看,行政人格结构的基本样式表现为行政资格,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行政人的自我意识、知识能力和品行,这三种要素的协调平衡维持了行政人格的稳定.但作为动态系统,行政人格结构表现为不断解构-结构-建构的演进过程,即不断超越旧人格走向新人格的过程,而这种超越性力量的源泉却是内在于行政人格各要素中的行政自由.     

行政道德的制度保障

行政道德作为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是由行政体制决定的，在统治行政的模式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尚未分化，行政道德的问题是可以由其体制自身提供保障的。在管理行政中，行政人员的个人利益追求与公共行政职务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对行政人员如何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提出了挑战，因而行政道德问题变得非常突出。但是，由于管理行政并不具有行政道德的制度化保障，所以行政道德只是一种偶然的调节因素，对普遍的行政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在服务行政的模式中，行政道德才获得制度化的保障。服务行政是行政道德的制度化，而服务行政中的行政道德则是制度化的道德     

论公共行政中独立人格的生成

人的人格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必然是属于依附型的;而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应当是属于独立型的.但是,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一些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依附人格.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不一致的.所以,需要分析这些领域中依附人格存在的基础,并寻找消除依附人格的出路.公共行政的领域就是人的独立人格尚未生成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公共行政的领域是一个非交换的领域,交换关系前提下的独立人格在这个领域中很难得到响应.而且,也由于这个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依然属于统治和管理型式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必然会要求人的依附与之相伴随.公共行政领域中独立人格的出现有赖于行政体系性质的根本改变.     

文明行政的主体人格障碍及消解对策

文明行政是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行政方式提出的必然要求,蕴含着依法行政、以德行政、坚持服务理念等要素,要求行政主体具备相应的法理人格、道德人格和服务人格.法治精神和伦理道德缺失、主体价值观错位等主体人格障碍,以人情执法、暴力执法、权力寻租等形式制约着文明行政的实施.消除文明行政的主体人格障碍应主要从加强自我学习、加强法制教育以及健全行政执法责任体系着手.     

毛泽东邓小平行政人格观比较研究

权力民授是毛泽东、邓小平行政人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党性和个性的统一则是他们关于理想行政人格的价值诉求.由于两代伟人所面对的历史任务的区别,他们对行政人格特质要求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具体的行政人格塑造途径上,毛泽东强调思想改造的作用,而邓小平更重视制度的功能.     

论行政人格转型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行政人格有过两次重大转型。行政人格转型在行政系统要素变化中体现出先在性,是公共性逐渐实现的过程,也是行政人格逐渐健全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行政权力性质的改变、行政文化的发展、治理模式的变化,都是影响行政人格转型的关键因素。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导向:公务员独立人格的追求

制度的形式化特征所造成的行政人员的人格分裂,是现实社会中官员腐败的内在原因。因此,在反腐防腐过程中,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意识到只有制度的道德化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府实践改革的深化,催生了服务型政府的出现,它对服务价值的追求,为制度的道德化提供了价值原则和标准。而服务价值的具体实现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求制度的道德化,还要求制度的道德化设计必须把促进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作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