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预支五百年新意──《红楼梦》深层意蕴缕陈

《红楼梦》的文化意蕴十分丰厚深广，该文从文学角度和哲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将作者多年来研究红学的成果大致按照“人物论”“事理论”的框架分类述析，阐释了巨著的深意神髓，亦是对小说主要人物及事件思想内容的抽绎解义，新见迭出，目不暇收。此文是即将出版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精解》的绪论，统揽全局，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窥斑见豹。     

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文学史上的巨著《红楼梦》问世了。“红学”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百年之后,涌现出蒙古族的红学评点家哈斯宝。哈斯定把《红楼梦》摘译为蒙文,并按照他所摘译的四十回本进行了评点,撰写了《序》、《读法》、《总录》①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解读红楼人物的养生之道

新版《红楼梦》的热播,除了让红学热再度升温,更是带动了养生热。不信吗？鲁迅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中医专家看到的则是无尽的医学知识和养生智慧——     

史性·哲性·科学性:小说观念的现代"围城"

近现代思想文化运动质疑和否定了文载历史的真实性,使中国传统小说依靠历史而产生的合法性出现了理论危机。周作人等新文学倡导者适时引入现代科学方法和理念以及哲学的思辨求真精神,为小说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并通过“黑幕小说”批判事件使之得到确立。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努力欲摆脱对历史的依附和依赖,但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史传传统的巨大影响,仍不断推动着现代小说向“历史”复归。     

试论《金瓶梅》人物批评的三个阶段

《金瓶梅》的人物批评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以《金瓶梅》刊刻时的序跋为代表的原始批评多滞留在小说名实的判断上;以张竹坡评语为代表的高峰批评则深入文本"脊髓",放射出理性的审美光芒;《金瓶梅》的人物现代批评呈现出多角度、多领域的纵深发展趋势。这三个阶段都是借人寓意的心态写真。     

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的体例演变

选取了若干个具有一定学术权威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版本作为研究视点,试图通过诸个版本的演绎,分四个阶段考察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编撰体例上从"简单"到"宏大"、再到"精专"、最后到试图将"宏大"与"精专"予以整合的流变。     

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澄清——从逻辑的观点看

我国学术界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方面存在许多先入为主的错误观点,这些错误观点直接导致我国广大民众对西方科学的误解,严重影响了对西方科学的全面学习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因此,我们要想真正把科学及技术搞上去,就必须坚决摒弃这些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错误观点。     

关于晁衡的汉诗

摘要： 晁衡在华的神奇经历和他的汉诗及和歌创作都是值得记述的。他的一首著名和歌的两种中译,竟然被人误作他的“汉诗”。江户时代日本有人污蔑他“叛国”,也有人为他驳诬,如今中日两国人民都深情纪念他。     

《红楼梦》校勘中的孤立印证与以讹证讹问题——在马来西亚“《红楼梦》与国际汉学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在近几年的《红楼梦》校勘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单向思维与孤立印证,二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与以讹证讹,所以,研究《红楼梦》中的方言构成,首先要把这部小说的诞生放在18世纪中叶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其次是要把《红楼梦》作者家世环境和个人经历考虑在其中;再次,在考虑到方言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方言也有"流动"性的事实,这其中包括移民在方言的传播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红楼梦》校订注释上更臻完善,超越过去,为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为《红楼梦》在世界的传播,为国际汉学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撰写与学术承担

如同高校其他教材一样,外国文学史教材也是量多质次,其内在的原因在于撰写者的理论误区。撰写者应该承担起文学史教材的历史义务和学术责任,应该具有明确的学术意识,自觉建构文学史理论体系,追求多样化的文学观与研究方法,合理运用比较文学观等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的研究和教材撰写真正成为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成为学术繁荣的有生力量。     

唐代道教宗师叶法善郡望、占籍与乡贯考

叶法善是唐初的道教宗师。民间奉他为"国师"、"神医",羽流尊之为"真人"、"法师"。对于这样一位历史、小说、神话、传奇与仙话交织,真伪杂厕、史实駸晦的人物,鲜有人将历史的真实与后代追思想像的虚诞加以严格甄别。因此,结合正史方志、金石碑刻等历史文献,考证并明确唐代道教宗师的郡望、占籍与乡贯等相关问题,有助于叶法善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