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创新亦可谓“于斯为盛”。一枝独秀的科学实证方法、异军突起的唯物辩证方法、枯树新芽的义理阐释方法和直觉方法构成了民国时期学术方法论的主流。在决定学术真假、关涉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方法问题和决定学术价值、关涉学术规范的融合创新问题上,民国学术都具有典型的个案研究价值,但目前的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此一问题的整体系统研究尚付阙如。     

融合中西的义理阐释方法--以民国学术研究为例

民国时期的义理阐释方法是在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基础上融合而成的.陈寅格的史学,钱钟书的文论研究等都运用了义理阐释方法.作为民国学术的一个主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融合中西、古今,整合诠释和实证,推动了民国时期学术兴盛与大师的诞生.     

论民国时期湖南学术的发展及特点

民国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民国湖南学术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文史、哲学、法学、教育诸领域的大家。晚清以来史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得到延续,史学成为民国湖南学术的奇葩,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以运用,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和文学研究成就;传统学术方法继续在学术研究中传承,在文字学、文献学研究中收获硕果;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流派也在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研究中打上烙印;由此呈现了民国湖南学术的发展轨迹,并凸显其湖湘学术独特的传统。     

话语与理念的离合: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的多重歧异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科学范式形成的关键期。民国学术界全面构建起包括社会科学基本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范式。然而,民国学术界构建的社会科学范式呈现出学术话语与具体理念相疏离的态势。在大家似乎一致的学科划分话语背后,却隐藏着各派论者之间相异的学术理念。大家受科学实证论影响,均以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但各派论者对这种因果法则的认知却存在多重歧异。大家均肯定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性,但各派论者对其社会实践性内涵的认知却各有偏重。诸种相异的学术理念,反衬出民国时期学院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三种社会科学流派分立的大致态势。     

全国社科动态

<正>北京:举办"唯物史观与民国学术及社会发展"研讨会12月1日至4日,"唯物史观与民国学术及社会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开幕式由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主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围绕民国时期的学术体制和各学科发展,反思"民国范"与"民国热",就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唯物史观对民国学术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等主题,分组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学     

“第三条路”:民国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

民国时期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考据学,又不以西学为依傍,而是以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为基础,以诸子文本、历代史"志"、目录序录为资料,以传统学术"案语"的形式,提点引申,以探寻诸子学的源流衍变。孙氏的诸子学研究在民国诸子研究中走上了"第三条"道路。这种子学研究,既源自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更是对清代章学诚一脉学术路径的继承与发挥。孙氏提倡诸子学的义理研究,且具有理论和体系建构上的自觉,但今天由于我们的"失语"而造成了传统学术的隔膜,这种路径很难被人们再次拾起。今天,我们依然在探索诸子学研究的"恰当学术",而其它古典学术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中西文化碰撞中传统学术方法的变迁与学术研究体系的重构

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以经学方法为主体,历经千余年演变而独具特色。自19世纪中后期起,传统学术方法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开始发生变革。学术界出现了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中西学术方法并用的"结合派",以王国维、陈垣为代表的改良传统学术方法的"变新派",以陈寅恪、饶宗颐为代表的发展传统学术方法的"传统派"等不同流派。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为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和重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产生于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古典学术具有迥异于西方学术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因此在重构当代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体系的过程中应从东方学术特点出发,以整理、会通古代典籍为基础,将中西学术方法结合起来进行义理研究,重构具有"东方本位"的学术方法体系。     

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

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都对民国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尤其是对其研究范式产生影响,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了尊儒学者研究范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促使了唯物论研究范式的产生,而实证的研究范式明显有着推崇西化的胡适的影响。当然,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中的这种范式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其中有的理论武器是唯物论而却推崇实证研究,如张岱年;有的以实证研究为主却又说要"新理学的面目",如王永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理论家的大众意识和引领责任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迫切需要理论家确立一种大众意识,担当一份引领责任。在价值取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人民立场;在创新路径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探索应该直面现实课题;在表达方式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术品味应该观照大众口味。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民国边疆研究理念、路径的探索——评《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

民国边疆研究是近代学术趋势中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厘清新旧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调试,边疆研究应具有"贯通"的理念。考察民国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考镜源流的工作,也要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还不能忽视"人"的表现与作用。只有将边疆学术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才能深刻理解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价值取向,亦为现今的边疆学建设提供启示。     

民国语言学史研究

承古代语言学研究之文风,民国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史上具有无异的学术权威与历史痕迹;启学术后藻,民国语言学研究引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并体现了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学术特点及矛盾:(1)强语音研究与学术实用倾向的矛盾。清末之前,语言学研究主要为"解经"服务,自清末开始,注重实用成为趋势,而语音研究与实用学术并无直接关联,民国语言学研究却仍有很强的语音研究倾向。(2)主流学术机构语法学研究缺乏与民间语法研究火热的矛盾。民国时期,语法学受官方学术冷落,而作为"民间学术",语法研究却堪称近代学术的一大亮点。(3)"语言"系统与"文献"渊源的矛盾。民国时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界线存有诸多模糊之处,"考证类"文献的归属也是一件"麻烦事"。事实上,文献问题本无碍,因为中国语言学原本就包含有文献渊源。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回归民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反思

民间文学这一学科的产生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视为反对旧文学的利器而得以兴盛 ,在延安时期和建国时期民间文学作为劳动人民享用的文化而倍加重视但学术研究未能深入展开 ,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文学的发展步入繁荣期。近期民间文学研究面临危机与其失去特定时代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学术研究创新意识不强和未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有关     

《学术探索》前身《学术研究》与云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学术研究》创办于1961年7月,至1965年停刊,是20世纪60年代云南一份长期、持续对外发行的学术刊物。当时,大陆地区民国时期发行的学术刊物大都处于停办状态,新创刊的学术杂志屈指可数。《学术研究》的创办,为国内史学界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外展示了云南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省内外学者交流的桥梁,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云南的建立和发展。     

填补区域经济史研究空白的力作——《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评介

正牙商是指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的营业者。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是一个被学术界久为忽略的研究领域。张彦台博士《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弥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有助于从学理上深化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揆诸全书,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对牙商群体和牙商资本的演变趋势提出了新的认知。该书引导我们从更深层面去理解传统     

民国西北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进著《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

刘进副教授的新著<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7月出版.这部书收在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主编的"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学术研究丛书里,它是一部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民国甘宁青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出版表明民国西北史的研究已经从内容上、方法上和材料都转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唯物史观对于这种转型影响巨大。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象和主体、重心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学术视野、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新的学术气象和风格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得以开启,唯物史观学理的科学性、变革社会的革命性、实践运用的创新性进一步彰显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枝独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构建。陈独秀、李大钊、艾思奇、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反思这一进程,既有巨大成就,催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师,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有不少教训。展望未来,解放思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反对偏执一途的学风,客观辩证实践看待、分析、研究和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正>2020-2022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维度等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视角。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又生发出了许多崭新的学术生长点。譬如,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在哪里？     

原创性学术研究方法的两维度

学术评价永远都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特征，原创性学术研究道路也必然与之相伴随。学术评价具有两面性、不确定性，必须相对性地加以消解，否则长期禁锢于学术评价指标或标准，原创性将受到极大的阻滞。当下学术环境中，尤其要研究如何和善于对学术评价进行自我消解。可以通过八个方面为一体的模式塑造学术雄心，原创性学术研究方法纵然由于各个学科专业的不同历史发展内涵和研究手段而呈现气象万千的景象，学术雄心却始终是支撑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根本。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