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南制造局与近代中国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近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官督商办企业,而应结合历史实际,考虑类似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军事工业对后世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虽不完全符合近代企业的运作特点,但相比于西方各国,晚清中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社会责任可归结为:为政府生产合格的军工产品,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为近代科技储备基本的理论基础。     

经济西化中企业的“官督”造成非股份化死结

经济西化中企业的“官督”造成非股份化死结陈勇勤晚清的经济西化，侧重点是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仿效西方，创办资本主义企业。官督商办是清政府设计并实施的一种不西不中、实属怪胎的企业经营方式。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办的４１家民用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企业就占有５...     

论近代云南金融业的变迁与产业结构

金融业作为近代以来社会经济活动的心脏，以资金营运为纽带联结着社会各产业部门之间的运作。它不仅体现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这一变化的必要条件。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的剧变，云南地区的金融业也发生了种种变迁，并进而影响着近代云南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本文拟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一、晚清云南的金融业与产业结构云南地处边陲，经济落后，金融业一向很不发达。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商品经济的扩大，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刺激了云南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活动日趋活跃。晚清时期，清政府在云南地区设立…     

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洋务派大官僚。在长期经营近代工商业的活动中,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不断发展,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的经济变革趋势,对洋务运动乃至近代社会的演进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纾商力、挽利权、重视商办企业主张述论

左宗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在左宗棠发展工商业的经济思想中,他针对传统的“抑商”观念而提出“纾商力”的主张;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而强调“挽回利权”;他在处理兴办近代企业是采用官办还是商办这一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时,虽然不完全排斥官办,但更重视商办,从而使其经济思想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趋向.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商品博览会在近代中国又称为商品赛会,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部分,它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移植中国。晚清的商品博览会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湖北首创。此后,沿江沿海一些大城巨镇亦纷纷设立商品赛会,其中最有声色的地方性商品赛会是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商品博览会对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转换

官督商办企业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一种主要经营形式。20世纪初,官督商办企业已经逐步转变为商办企业。这种转换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经济体制的一种变革,是特定社会环境的历史产物。它对于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转换的状况、原因及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道德与经济的博弈——晚清洋商彩票公司在华的创设与取缔

晚清，随着以广济公司为首的本土商办彩票的创办，洋商也掀起在华兴办彩票公司的高潮。洋商创办的彩票公司以其资金雄厚、得工部局首肯以及开彩公正等，一举冲开晚清中国彩票市场。鉴于彩票泛滥而来的弊窦丛生，上海工部局遂下令取缔洋商彩票，这引发了彩票商的抗争。在取缔与抗争的斗争中，交织着的是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李玉股份制是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经济形式，曾被马克思比作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近代西方股份制理论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传入中国的，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股份制的社会集资功能...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及其国有化

电报业是晚清社会的新生行业。晚清社会引入电报后,清政府按照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建设发展电报业。电报业诞生后,形成官方主导的运行机制。在官方的推动下,晚清电报业逐步进入民间社会,开始其社会化进程。随着电报业的发展及其优势的体现,民间社会开始接受、认同,并开展建设民族电报业的讨论与思考。电报业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社会需要,决定了晚清电报业国有化的最终归向。在晚清电报业的社会化进程中,官方高度重视、全程参与、顺势引导,这一特殊现象表明了清廷对电报业的民族性“改造”。晚清电报业的国有化过程,亦是电报业民族性改造的过程。     

国际化与本土化:晚清法制改革的两个目标

以清末修律为标志的晚清法制改革 ,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一、内外交困推动法制改革晚清法制改革的展开 ,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这就是晚清政府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国社会内部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 ,使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法律领域 ,也产生了变革传统法制的要求。首先 ,传统法制受到了批判。清朝法制是在继承明朝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中华法系的延续与发展。但是 ,到了近代 ,这种法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受到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的批评。在针对清…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之年，其为世人注目。这其中，既有民间力量的作为，亦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以电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健全章程、整顿与改良、增费与减费等新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我国电政事业的近代化。     

晚清台湾近代化论析

鸦片战争以后，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是中国朝向近代化的最初努力，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工业被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探索中，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洋务派官员的主持下，晚清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其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居全国各省之冠。本文拟对晚清台湾近代化的发生原因、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及其特色作简要的论析。     

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正> 丁日昌是晚清同、光“自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办理洋务而著名,尤以其洋务军事活动富于成就,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丁日昌的军事言论和实践与晚清军事近代化密切关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丁日昌的军事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历史地位。 一 要想有力地抵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必须以建立近代国防为条件,近代国防又必须以近代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近代官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林则徐     

武昌起义前后的天津地区立宪派

天津地区立宪派产生的基础 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产生,是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密切攸关的。天津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比上海、广州等地都要晚一些。1900年以前,天津地区除去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和招商局天津分局外,可以算作民族工业的只有四家,即:贻来牟机器磨坊(朱其昂创办),天津自     

晚清"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

作为晚清西书中译的重要力量,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离馆后,积极投身近代文教事业、政界或其他领域,不仅对中国文教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应和了中国由洋务自强、维新变法至辛亥革命的近代变革全过程.其职业走向显示,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其职业选择提供导向,爱国情怀是其动力源泉,译书经历为助力铺垫,知识结构系重要基础,传统主流价值观则使他们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而"笔受"译员群体的职业走向亦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在晚清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抉择与纠结,以及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中的积极探索.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而且对传统自然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则直接反映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以湖南为例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起点.作为晚清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手工业有着诸多的变动因子,但最为主要的当属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特殊的军事需求等.这些变动因子相互作用,既阻碍了彼此的变动,但同时又促进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及其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