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及其《佛国记》的几个问题

法显,我国东晋时期的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法显以其和邻邦人民交往中,扩大了人们的地理视野,促进了国际友好交流,为中外人士所称颂。法显以其游记《佛国记》的学术价值,见重于世界学术界。然而,法显是以佛教人物出现的,在当时社会上知道他的人是不多的,官修史传中更不可能多说到他。因此,有关法显生平的资料十分缺乏,他的著作的研究亦受到局限。本文试图对法显及其《佛国记》作点探讨。     

法显西行求法青岛登岸及佛经译传刍议——纪念法显西行求法登陆归国1600周年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印度求得佛经回归的中国僧人。青岛是法显陆去海还、西行归国的第一站,为青岛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法显所著《佛国记》成为中外学界研究古代中亚、南亚次大陆诸国历史、地理及宗教的珍贵文献。法显精神成为引导僧俗两界展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风骨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质的典范。     

法显与《法显传》

<正> 古代山西省地理学家法显(约337——422年),冒着生命危险,跋涉于人迹罕见的沙漠和高山地区,从今新疆帕米尔进入印度,在印度十三年,足迹遍南亚,最后从海道回国,撰写著名的《法显传》(《佛国纪》)一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实地考察的外国地理专著。本文拟对法显和《法显传》作一点介绍。由唐太宗领衔主修的《晋书》不为法显立传,这是《晋书》的缺陷。但历来佛学书中为他立传的甚多,如南朝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传》卷十五,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卷三,唐智升的《开元释     

西域南海交通史资料书举要

汉代以后对今甘肃、敦煌以西地区称为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此后中原地区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亚、欧间海上交通畅通以前,横贯西域的大路曾是东西来往的要道。至于南海,北接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诸省,东南至菲律宾,西南至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先秦古籍《禹贡》虽言“入于南海”,但确地未详,《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的记载,实则所指者乃今之东海,直至西汉之后,南海的名称始专指今之南海。我国古代的旅行家特别是僧人足迹遍西域、南海,在沟通西域、南海的交通有着卓越的贡献,而且生前多撰有价值极高的行纪传留后世,成为珍贵史料,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诸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古代刑制大赦、曲赦、德音小辨

何谓大赦? 《辞海》谓“迪(?)指国家对所有犯罪者赦免或减轻其刑罚的措施”:《辞源》谓“对已判罪犯免刑或减刑”。二者行文稍别,大旨则一。今按《辞海》之说,犹可说也,而作为古汉语词典的《辞源》则有当别论。窃以为《辞源》之“或减刑”三字实属蛇足。令缕叙数家之说以记之。《唐律疏议》后附元王元亮《释文》:“今之赦也,罪恶之重已下,笞十之轻,率皆原宥,即名为赦。”又云:“赦则罪无轻重,降则减重就轻”。《玉海》卷六七:“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通鉴》     

“事略”补义

“事略”一词,《辞源》解:“文体之一种,以记人或事。宋王偁有《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记北宋九朝事迹。明归有光《震川集》二五有《先妣事略》,记其母之生平。”《辞海》解:“传记文的一种。记述人物事迹的大略。多用于已死的亲属或戚友,如明归有光所作《先妣事略》等。也有记述若干人物事迹的大略而辑成一书的,如清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新编《汉语大词典》亦略同。     

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

敦煌写本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8世纪前半叶丝绸之路沿线西域、中亚、印度诸地29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政治军事、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各国宗教信仰情况的记载,十分丰富而具体,可与两《唐书》《大唐西域记》《佛国记》等文献相印证,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有许多记载丰富于他书,有的甚至不见于他书,对唐代丝绸之路社会历史与宗教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法显传》4个早期英译版本的比较考察

《法显传》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求法僧游记之一,已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特别是英文。但中国学界对《法显传》的英译情况了解不深,所述常有疏漏错误之处。基于此,着力向读者展示19世纪问世的4种《法显传》(1848-1886年)英文译本的具体情况,包括译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译本特点等。     

读修订本《辞源》“疒部”偶识

修订本《辞源》(以下简称“修订本”)第三册“疒部”与旧《辞源》相比,有很大改进,优点不少;但是,由于篇幅浩繁,出自众手,时间仓促,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辞源》下一步修订工作更上一层楼,现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以就正于编者和读者。     

《辞源》“辵”部书证订补

《辞源》在汉语辞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书证是该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辞源》的书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瑕疵.文章具体指出《辞源》“辵”部书证存在的问题共35处,包括书证有误、书证晚出两个方面.     

关于汉武帝《求贤诏》中“奔踶”一词的释义

汉武帝的《求贤诏》,历来被称作佳品。但其中“奔?”一词的释义,颜师古《汉书》注和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却大相径庭。新版《辞源》采用王说,近年出版的许多文选本又袭《辞源》。谁是谁非,应当弄清楚了。诏文曰:     

《辞源》（修订本）献疑

《辞源》（修订本）献疑毛远明经过修订之后的《辞源》，无论是注音、释义、义项的归纳和排列，还是书证的选择、条例的完善等方面，都对旧《辞源》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典范性，从而成为解读古籍的重要辞书。当然，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修订本一出，便...     

关于戴震的生年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卒子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即公元一七七七年,诸说一致。关于戴震的生年,一些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工具书和著述均记生于一七二三年。如《辞海》、《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古代史》(南开大学)、《中国简史》、《中国通史纲要》、《戴震哲学著作选注》等。考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先生以十二     

《辞源》(修订本)罅漏拾补

《辞源》行世迄今七十余年,功效卓著.修订本《辞源》,力求释义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来源发展演变,于书证文字详加覆核,并标明作者、篇目,不失为近年来最为通行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然罅漏舛误,也在所难免.顾名思义,《辞源》“重在溯源”,①其收词之旨“以常见为主”.②然近日检阅六朝     

钟惺生卒年及谭元春卒年考辨

竟陵派诗人钟惺生卒年及谭元春卒年文学史家说法不一。如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说钟惺生于1572年,卒于16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辞源》、《辞海》等都说钟惺卒于16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辞源》还说谭元春卒于1631年。似都有误,兹考辨如次。     

“摧藏”补释

“摧藏”一词,旧《辞源》和新旧《辞海》等辞书均未收入。这个词首见于古诗名篇《孔雀东南飞》(“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所以为之作注的很多,只是众说纷纭,难得确解。 1979年版《辞源》收进了“摧藏”一词。把《辞源》的解释和各家注说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摧伤,挫伤;(二)言极度悲哀;(三)“摧藏”为“悽怆”的     

《辞源》札记十则

《辞源》札记十则马振亚［枭首］《辞源》于“枭首”条释云：“旧时酷刑，斩头而悬挂木上。《史记·秦始皇纪》九年：‘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集解》：‘悬首于木上曰枭。’《后汉书·崔传》附崔《政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     

《中华大字典》的释义方式及其历史贡献检视

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源》 ,开创了中国现代辞书发展的新纪元。虽然两书堪称本世纪初汉语语文性辞书的双璧 ,但学术界的毁誉却大为迥异。《辞源》因其性质及影响而受到较多重视与评价 (虽也有“‘辞源’非‘源’”之讥 ) ,而《中华大字典》却因其义项收列繁滥而受到较多非议。本文从辞书编纂史及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之作了历史考察 ,认为该书的释义方式及其历史贡献是不容掩没的     

新《辞源》绅音校读札记

本文试就新《辞源》在注音方面存在的问题,提点商榷性的意见,作点校勘正误的修补工作.我曾先后将新《辞源》一至四册的单字注音一一通读,对其中有误之处经参照有关原始语音资料查证核实之后,再排比分析,归纳整理,几经修改,三易其稿,最后将问题归为十类,名之曰“校读札记”.现按以下顺序,赘述于后;《辞源》的修订者们为了提高注音、审音的水平,确实花费了许多精力,有所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同时,由于新《辞源》的修订战线太长,出     

《法显传》不能作域外称中国人为"秦人"的例证——《辞海》"秦人"条纠错

有些学者认为,北方和西方的邻族和邻国称"中国人"为"秦人"的做法一直沿用到晋时.该观点以《辞海》为代表,它的例证是<法显传>.这个问题连研究《法显传》的章巽先生也没有细究.但是,仔细研读《法显传》后发现,法显在称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多个政权)时,概念使用极其严谨: (1) 称北部中国为"秦"(源于十六国的"前秦"后秦",而非"秦国"秦朝");(2) 称南部中国为"晋"(源于"东晋");(3) 泛称全中国则为"汉"(源于该时期以前的统一王朝),在个别情况下为"中国".在第三种情况下并不使用"秦"的概念.由此可见,在汉语典籍中,当时并没有以"秦"来称"中国"的用法.《辞海》等的观点是没有仔细研读原著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