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国际政治思想刍议

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坚定地基于一种哲学指导。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既体现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印度战略文化包装下的基本对外态度和信条,其核心就是“曼荼罗”地缘政治思想、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和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为此,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基本战略选择,同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中国外交转型的政治考量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外生压力,中国外交的得失则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内在驱动。中国外交应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适当调整外交战略,实现外交转型,由陆向外交延伸至海向外交,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发展海洋周边的外交关系,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传统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转型既要体现上升期全球大国的思维,又要有立体、多元、跨时空的视角,转变观念,担当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国力和能力相适应的领导角色,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现实与前景

世纪之交，无论是从规模条件，还是从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来看，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已经无可争议地崛起了。助成印度崛起的关键性因素，除了其一以贯之的大国地位追求，特别是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外，显然还在于冷战的结束给印度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印度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许多规则、规范甚至运作机制并不认可，但由于受种种条件制约，其依然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印度的崛起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进而直接影响着中印关系。     

试析印度莫迪政府与非洲关系的新态势

出于提升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与联系海外印度人等因素的考虑,莫迪政府更趋重视非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印度人民党政府将在继承国大党政府时期印度与非洲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非外交的互动规模,拓展印非经贸合作的领域与空间,加快与环印度洋非洲国家防务与安全合作,重视通过向非洲推介其民主政治成功经验以及加大对非文化、科技援助等方式,提升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印非关系有望获得进一步深入,这不仅在于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深化对非关系上具有良好的国内外环境,还在于印度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农业、卫生等重要领域适应非洲国家的需要。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冷战后俄罗斯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其对华影响

俄罗斯诸多方面继承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安全战略有其特点。旨在重振大国雄风，确保原苏联地区势力范围，竭力防止北约东扩。恢复元气前“绵里藏针”，基本上守而不攻，至多守中有攻。安全战略的调整，体现综合国力，适应形势变化；注重当前，着眼长远；重视地缘因素，突出大国关系。表现为从对西方“一边倒”转向外交全方位；在平等基础上与西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独联体经济、军事安全一体化。中国处于俄安全与外交战略亚太方向之重要位置。地缘因素对中俄关系存在双重影响。目前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发展顺利，潜力巨大，彼此得益，并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发展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非政府发展援助是日本开拓非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同时也具有日本战后塑造自身身份,在其印度洋战略和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下寻求国内外政策平衡的重要特性。日本积极扮演了对非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国领导形象以及维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日本要继续扩大对非政府发展援助,在诸多方面都存有困境,并且难以实现其关键性政策目标。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

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综合实力的考虑。为了推进统一外交、增强地区影响和提升国际地位,韩国积极通过国际倡议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国际会议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方式推进其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限制了韩国开展独立外交的能力,而大国环抱的地缘特点也使得韩国外交面临着大国权力政治的巨大束缚,总统任期有限更是导致其中等强国外交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战略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