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食金融化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剧增,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粮食供需处于弱平衡。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进入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属性,粮食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为价格发现、投资投机和资源配置。粮食金融化进程经历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两个阶段,有效的资源配置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安全,而粮食财富化则会导致粮食价格扭曲,威胁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国际资本不断渗入并控制我国粮食产业,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安全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性,可以采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发展粮食金融,加强粮食金融市场监管,提高粮食调节能力等相关措施。     

粮价下跌背景下粮食生产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近年来,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三大主粮价格下跌幅度大、范围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粮价下跌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和种粮积极性,影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给粮食生产带来了隐患,也暴露出我国粮食市场和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弊端。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划定基本农田和高标准良田建设、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粮食价补分离改革、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等措施,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主要挑战及应对策略

当前中国在粮食生产、供需、贸易等层面仍存在较大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其主要表现为：中国粮食生产遭遇增产瓶颈、种植成本持续上涨、水土资源约束及生态承载压力加剧等困境；粮食供需面临品种结构偏离、产销区域结构失衡等问题；粮食对外贸易中出现外粮依存度上升而国粮自给率下降、国际粮食贸易供应来源和运输路线过于集中、国际粮食贸易摩擦加剧、融入国际粮食治理体系受阻等难题。中国亟需从生产、供需和贸易三个维度构建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守住耕地数量及质量红线、提高农业经营规模水平、加快农业科技研发推广，提升粮食可持续供给能力；优化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破解粮食产销区域失衡难题；提升外粮资源自主管控能力、参与国际粮食安全治理，降低国际粮食供给输入性风险，全方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法治进路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新时代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指明了重要方向,也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粮食安全保障法》的立法要旨在于如何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政策入法。其前置要件是厘清政府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权责。聚焦、落实粮食安全战略中的耕地、科技两大要素,以及粮食生产、储备、进口等产业环节,有助于理清粮食安全各战略的法治保障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纾解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的深层法治困境,有利于推进粮食安全战略的制度化、规范化。     

警惕跨国粮商操纵全球粮价

民以食为天。最近东南亚地区的严重干旱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粮食问题的关注。粮食将是继石油、铁矿石之后新的全球性战略资源。为了应对跨国粮商左右国际粮价，亚洲诸国被迫限制农产品出口，“金砖四国”农业部长齐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首届农业部长会晤，共同商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大计，并共同签署了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莫斯科宣言》。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粮食安全策略选择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 ,我国就确立了适应当时形势的粮食安全策略。这种粮食安全策略确保了我国粮食供应的安全 ,但也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农业生态环境恶化。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传统的粮食安全策略逐渐显得与现实不相适应。因此 ,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粮食安全策略 ,使其既能确保国内粮食供给的安全 ,又能合理改善国内日益严重的农业生态压力 ,保障长期粮食生产能力。     

多维审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时代价值

粮食安全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新时代粮食安全观、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为我国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粮食安全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农业强国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体系,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从历史维度来看,粮食安全是贯穿历朝历代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大命题,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展丰富。从价值维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道路,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价值。从策略维度来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夯实粮食安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根基地位。     

“大国粮安”视域下加强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保障生物安全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保障大国粮食安全更是至关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生物安全事件,给农业粮食产业带来了重大灾难。我国作为一个农业粮食大国,具备多种优势条件,但是保障"大国粮安"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农业粮食生态系统在多种干扰压力下严重退化,大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农业粮食生产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尚未得到人们充分重视。为此,必须敲响警钟,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并完善生物安全现代治理和保障体系,把农业粮食生态安全系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农业粮食生态安全体系保障,把"大国粮安"建立在牢固的生物安全基础上。     

粮食“软法”:与中国《粮食法》并进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自然因素、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的综合发展。其中,制度手段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引入"软法"概念,提出通过粮食"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尤其是中国《粮食法》与粮食政策并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制度创新。粮食"软法"的提出,有助于实现公共治理、私人治理与第三方治理的有机统一,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是一种理论贡献。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粮食的有效供给 ,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为此 ,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     

以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来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比之依靠自给自足或贸易进口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确保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农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畅通农业"双循环"系统的现实逻辑与发展思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双循环"战略离不开农业的参与.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农业面临自然资源不足、增产能力有限、供求结构错位等现实问题,必须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才能实现农业发展目标.有效的农业"双循环",应是包含产品、资金、技术三个方面循环的多层次系统,我国农业"双循环"的发展目标应是"内循环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外循环以改善食物供给为主,内外联动相互促进".结合我国农业现状,要构建契合国家新发展格局的农业"双循环"系统,应着重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切实保护好国内耕地资源、适度调整国内农业生产结构、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建立现代化粮食收储体系、优化农产品进出口结构、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     

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重要论述首先强调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要坚持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首要原则,有效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深入贯彻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保障粮食安全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粮。习近平新时代粮食安全思想重要论述将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相统一,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相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统一,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思想,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指引,同时为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地域性失衡、“大国效应”扭曲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粮食安全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深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全球粮食产量的地域性失衡问题,表现为全球粮食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以及耕地占有量等均存在严重的地域性失衡,其进而导致世界粮食贸易品种、地区贸易结构亦出现严重的地域性失衡。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国内粮食供给与消费需求、粮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存在着缺口性失衡。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但我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却出现了"大国效应"扭曲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四种模式和我国粮食安全的五个创新战略。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波动及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粮食安全事关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但在当前却面临诸多挑战。考虑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与农业支持的针对性,深入分析新形势下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及增长的影响因素,这对形成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播种面积、化肥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成灾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劳动力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严守耕地保护制度,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业气象灾害防御联动机制;宣传农业科普知识,科学合理施肥。     

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在未来的 30年里 ,保证粮食供给、确保粮食安全 ,是我们始终需要重视的战略问题。国际粮食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形成和强化将对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粮食进口、政府对粮食流通的调控等产生影响。我们必须从提高粮食生产和利用效率、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强化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适时适量增加进口等方面做好工作 ,以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