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

审视我国扶贫工作由普惠性扶贫逐步转变为精准扶贫、竞争性扶贫的历程,明确当前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贫困群体社会剥夺感增强、特殊群体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变革等挑战,剖析连片特困区致贫因素与政府减贫行为选择,明晰扶贫政策异化、政府减贫行为与资源配置机制的路径依赖、中间力量的利益阻隔、贫困主体对接能力不足、公益扶贫社会氛围有待改善等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基于双边市场理念进行扶贫供需平台协作机制、驱动机制与发展保障机制设计与优化,以增强扶贫行为针对性,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扶贫目标实现。     

我国公共投资绩效省际差异分析

随着我国公共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不断扩展,公共投资绩效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10个省份在2008—2013年间的投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投资的效率不高,并且不同省份呈现出时间和地域的双重效率差异。主要结论是:适度控制投资规模,完善政府投资的审核、决策、监管机制,是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的路径。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空间面板分位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1952—2017年西部12省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分位数水平下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多维减贫效应。结果显示: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扩大银行存贷不利于本地区多维减贫,提升保险密度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具有反贫困效应,提高证券化率对于贫困程度低的地区具有反贫困效应,邻近地区扩大银行存贷和提升证券化率有利于本地区多维减贫;政府支持、城市化、公共服务和西部大开发在越贫困地区减贫效果越好,地方政府财政扶贫存在一定的竞争效应。     

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同构——武陵山区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调研项目的发现与思考

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武陵山区农村发展的社会基础逐渐坍塌,增大了扶贫开发和减贫的难度.政府主推的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效率偏低,农户土地经营收益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产业扶贫呈现过度行政路径依赖.其根源不在于产业发展本身,而在于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社会建设缺位.因此,应把武陵山区的产业扶贫纳入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巩固产业扶贫的基础,实现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反过来又能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形成社会建设与产业扶贫的良性互动.     

绿色减贫的理论内涵与路径创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新时代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需要注重减贫方式从外源向内源的转变,把绿色减贫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支撑和主要组成部分。绿色减贫是生态资本Cn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中的创新应用,生态资本投资机制的实现是绿色减贫的关键,我国当前绿色减贫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存在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显著不匹配等问题,应从完善生态资本投资交易市场、协调绿色减贫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中国绿色减贫的路径创新。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扶贫减贫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推动了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现,但当下经济发展方式和减贫事业已经到了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历史转型期。纵观墨西哥、巴西、孟加拉、印度或是欧美国家的扶贫事业,都包含着供给侧管理的思路与策略。面对国内经济新常态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的双方面风险,深化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十三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着力点和新动力,可促进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帮扶者降低投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助于减贫及缓解通胀双重目标的实现。     

城镇低收入群体安全网与政府公共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城镇家庭行为反应视角,分析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行为反应因素,利用行为反应模型研究政府公共支出能否成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安全网,试图从更深层面上认识公共支出与减贫的关系问题。特别地,在特定的政府公共支出的背景下,城镇家庭的行为反应特征是如何反映出安全网建设和减贫效果的?研究发现:政府教育和基础建设支出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安全网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总体上达到了减贫的目的。政府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安全网建设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政策制定者完善目前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政策,实现公共支出政策有效减贫的目标。     

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及路径分析

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三大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主体进行分析发现,政府是产业减贫的主导力量,企业是产业减贫的中坚力量,农民是产业减贫的基础力量。在青海藏区产业减贫的发展当中,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对政府、企业和农户的主体性分析,提出藏区产业减贫的路径。     

"2020后"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体系研究

当前扶贫攻坚战阶段性任务即将告一段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2020后”减贫战略定位和治理体系如何确定,思考“2020后”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趋势,文化扶贫不失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燕山-太行山片区的扶贫应以文化扶贫为抓手,剖析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多角度、深层次关系,从文化本源重新认知扶贫文化和扶贫文化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内涵。在发展路径上,应构建经济化扶贫、产业化扶贫、市场化扶贫、文化化扶贫、“文化+”扶贫、精准化扶贫等方面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片区文化扶贫可持续发展路径。     

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的财政扶贫与区域均衡发展

本文从国际扶贫一般经验和中国贫困与扶贫的独特特征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扶贫对与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的任何反贫困措施都毫无例外地会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而政府财政扶贫的区域均衡机制是多方位的、多途径的,政府专项扶贫资金的不同性质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不同扶贫方式的选择也直接产生不同的作用机理。     

中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结构及政府教育投入

本文将物质资本分为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两部分,并将其与人力资本一起引入到一个AK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私人资本具有互补关系,而与公共资本具有替代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点。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力度,适当减少公共资本投入,提高私人资本的经济份额及其产出效率,以解决我国现阶段私人投资粗放增长、效率低下的问题。     

我国农村电商扶贫机制与扶贫效果研究

电商扶贫能够克服贫困地区区位瓶颈制约,提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为传统贫困地区提供"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近年来,各地探索农村电商扶贫的实施路径,有效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外部资源注入、产业重塑升级、去中心化帮扶和社会公平促进。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电商减贫效果较为显著,同时,电商扶贫面临着电商产业规模普遍较小、电商支撑环境相对滞后、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不同区域间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等现实挑战。对此,应从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大力完善农村电商支撑环境、搭建农村电商的农户参与平台、强化电商扶贫政策设计效能等方面,提升农村电商扶贫实施效果。     

湖南投资规模适度扩张战略研究

加快湖南经济的发展,应充分利用投资推动经济机制的作用,进行投融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和渠道创新,注重投融资规模、效率和质量的同步提高,实施以融资租赁、直接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为重点的投融资规模适度扩张战略。要努力优化投资结构;大力发展贸易融资等产融紧密结合型融资方式;加强公共投融资平台和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提升政府投资效率和社会资金引导水平;构建与湖南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运行高效、主体多元、渠道方式多样的投融资体系。     

我国公共投资项目全程跟踪效益审计研究

随着我国公共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公共投资领域效益较低,财务收支审计难以适应和满足对公共投资项目进行监督的要求,通过加强对公共投资项目合规性、合法性的效益审计监督,正确评价其资金使用效率和建设效果,可以起到规范公共投资行为、完善公共投资管理和提高投资效益的作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构建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资源配置的理论借鉴与回应路径

政治资源配置对于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下,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配置面临着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碎片化与共同利益、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角色扮演与角色规定等诸多矛盾.资源依赖理论、网络理论、多中心理论对于区域政治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消解难点,优化区域政治资源配置的回应路径是:构建区域公共政策网络、完善多中心的区域公共治理机制、推进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自主权益

市场经济要求人力资本投资者与其权益拥有者之间,不能出现错位分离,而必须是同一主体。尽管公共教育存在着政府机构的投资主体幻觉,似乎政府也可以分割和获取部分劳动力产权或限制人权,但政府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费用,最终都还是以税负的形式,全部由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阶层来支付,政府只是公共教育投资的代理者而非最终的投资买单人。公共教育投资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体平等交易,同时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物品交易。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护而不是剥夺普通公民的劳动力自主权益,主权在民和藏富于民才是和谐发展的终极旨向。发展的最大障碍只能首先来自于作为基本人权的产权制度缺陷,发展的首要路径则只能是劳动力自主产权制度的有效重构,这一发展选择对于转轨发展国家具有基础性和首要性。     

基于博弈视角的城镇化政府公共投资效用与行为研究

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在全国蓬勃开展,但作为城镇化公共投资的主体——地方政府的投资效率也一直为人诟病。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由于公共投资外部性和地方官员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致使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投资结构与社会福利最优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从而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公共投资过剩与不足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文章最后建议以征税和补贴措施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的改革来优化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资决策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