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底层文学”研究三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研究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一个新的课题。其中,关于"底层文学"的发生与定位、"底层文学"的道德评判、"底层文学"接受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和争议为当下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文化张力。肯定"底层文学"对"人民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从现代性角度发掘"底层文学"的先锋性,从而为"底层文学"创作确立了历史的承接点,这对于"底层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俗”何以成为“媚俗”——“‘池莉热’反思”的反思

从池莉小说与"通俗"的快餐文学、市场化写作机制的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发现批评界针对大众文化市场上的"池莉热"所展开的"‘池莉热’反思"的批判热潮,在与池莉作品质量及其写作姿态不无联系的同时,更多由批评界在当下急于反对"文学消费化"的批评环境、批评理念、批评标准而来。     

试论中国古代小说“雅”观“通俗”的读法——以《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细节为据

《水浒传》"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故事框架本于《夷坚志·舒民杀四虎》,但细节脱化自《金楼子》"孔子游舍于山"故事和《老子》"上士闻道"云云的名言。这表明古代通俗小说虽源于说话,流传至今的文本却是"雅"人做的,而"通俗"之本义之一即化"雅"为"俗"。因此,通俗小说不是俗文学,而是以"俗"传"雅"、"俗"中有"雅"、貌"俗"而神"雅"之文学,适用一种带有"治经"特点的"雅"观"通俗"的小说读法。这种读法有利于揭蔽古代"雅"、"俗"文化之间历史地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发现其中与矛盾对立并存的和谐统一的一面,更加深入解读文本。     

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审视跨文化视野中的“作者之死”

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西方诗学,重视文学摹仿外在现实世界的作用,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独立性,而消解、漠视创作主体的独特地位;中国理论界则以"诗言志"这一命题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注重创作主体与作品之间的相融与相依,强调"心"与"物"、"情"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认为对主体的研究是顺利地进入文本、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有效路径。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来审视理论界关于"作者之死",我们就完全可以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对待这一论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对"作者之死"这一命题所作的探讨。     

马克思“生活”概念的本体论意蕴

寻根究底的超越本性驱使人们不断寻找现实存在的根基,引发哲学对于"存在"本质的探讨,开启了哲学追寻本体论的漫长征程.西方哲学自诞生起,就开始了对终极存在的探索.然而,超越性的理性思维逐渐将人们带入了忘我之境,构建了脱离人和人的现实生活的实体本体论,超越本性丧失了原始的"生活"根基,传统哲学最终陷入自我封闭的魔咒中无法自拔.马克思则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以人的感性生存活动为人的存在根据,以人的现实生命为思想主题,以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为终极关怀,将具有开放性、生成性、未来指向性的"生活"概念上升到本体论的境遇中,阐发了"生活"作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可能性,实现了本体论的革命性转向.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

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海德格尔建立了基础存在论。在关系世界中“此在”的存在状态、此在的本质是超越、“此在”的活动是包含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统一过程是《存在与时间》中“基础存在论”的思想内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人的研究相比,海德格尔基本上是在强调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关系的基础上看待二者共存,将外物、他人当作个人在世的相关物,认为没有此在(个人)在世,就没有世界在此,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将导致唯心主义。     

论"开明派"的文化选择

"开明派"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思考,自觉选择了继续坚守启蒙立场的文化路向.这种选择,与他们多年从事启蒙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也显示了他们对启蒙工作价值的深刻理解.     

"阶级斗争"背景的超越--重读《艳阳天》

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凸显极左思潮印记的《艳阳天》,其客观内容与浩然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因得力于作者对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了解,小说中实际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情怀之类超越了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至今,这部小说之所以仍能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与喜爱,或许正是与这些深层内涵有关。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离不开艰苦奋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与时俱进就离不开艰苦奋斗;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离不开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库诺夫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重建”的尝试

亨利希·库诺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理论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较早提出系统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一方面,库诺夫从"理解史"的角度深入阐发了系统化重建马克思"社会哲学"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他从社会历史基础、文化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等几个方面着手这一"重建"工作。从库诺夫的理论中,我们能感受到部分第二国际理论家片面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看到一种为了个体化的实践目的、现实指向而造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肢解性的理论发展模式。     

马克思经济价值批判解析

马克思的价值批判蕴涵着他对现代社会中人之生存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反思和批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中,他着重分析了交换价值带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征的特殊性,指出交换价值形式是人的物化存在形式。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货币(交换价值)制度,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异化状态下的自由与平等的丧失。而作为价值总体的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以交换为形式产生的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的解决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     

以人为本,刚柔相济--略论高校的人性化管理

高校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所承担的任务和面临的形势,要求它的管理更应该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管理是对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进行指导和协调,使之相辅相成的一种管理理念,核心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关心人的发展,目标是形成刚柔相济、高效和谐的管理局面.高校实施人性化管理,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民主与法制为基础.     

"中部神话群"的"地域"解读

在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之间,还存续着一个“中部神话群”,它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折射出浓郁的人性之光与盆地意识,与昆仑、蓬莱神话又保持着某种特定的链接。发现和整合“中部神话群”,是对顾颉刚先生“两个神话系统”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