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北方重役的几个问题

明代的赋役是沉重的。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一般说,江南地区(概指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等地区)以重赋为累,这一点已为很多研究者所论述;而在北方(概指山东、河南、北直隶、山、陕等地区)则往往苦于重役,对此,似未引起足够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就此作简略论述。一南粮北役的问题,在明代当时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人们的议论也逐渐增多。     

明代南洋华侨初探

<正> 南洋是华侨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这里所说的“南洋”,主要是指今天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有华侨,并不始于明代,但南洋华侨人数的显著增加,则是从明代开始的,它又为近代华侨的急骤增长奠定了基础.因此,对明代南洋华侨增长的原因、分布状况及其对侨居国所作出的贡献等问题作一些探讨,这对于华侨史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明代江南济农仓初探──明代仓储制度研究之二

明代推行于苏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地区的济农仓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仓制，作为周忱江南赋役改革的关键举措，既因应了统治者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挫动了江南社会经济秩序，并开启了明中叶至清初中国赋役改革的路径。阐释这一颇具特色的仓储体制，对于评析周忱改革、探索当时江南社会经济状况和追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改革的源流，是不无碑益的。江南地区是明代的重赋（尤其是“官田”税额高）地区，而沉重的赋税又几乎都压在耕种“官田”的贫弱农民身上，因而逃亡，道赋日益严重。宣德五年（1430）九月，“常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     

假皇帝与代管家──朱元璋废相后的明代阁权之争及其批判

假皇帝与代管家──朱元璋废相后的明代阁权之争及其批判谢景芳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最突出和关键的问题，便是朱元璋１３８０年废除宰相制度。因为此后明代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迁及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排挤与权力争夺并进而造成的政局紊乱和社会动荡，均与此密切相关。故...     

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

朱元璋是以布衣而登九五之尊的明代开国君主。学者们在谈到他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儒士的作用。的确,朱元璋对待儒士倚畀之殷、待遇之优渥,是有口皆碑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儒士诛戮之惨、文网之密,又与清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这一互相矛盾的现象,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个中缘由,是值得作一番探究的。遗憾的是,学者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朱元璋如何稽古右文,而对于他为什么要大批屠戮儒士,还未见有专文论及。小子不敏,打算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同志们。 一、朱元璋重用儒士的缘由 刘邦曾经说过:运筹帷幄,吾不如子房(张良);刘备也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典故,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实,重用儒士是历代开国之君的共性,不独刘邦、刘备为然。乱世尚武,治世修文,这是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一般规律,但朱元璋对于这两者都没有偏废,即使在干戈扰攘之际,他也没有忘记网罗儒士,勷赞军机。究其原因,不外两点:     

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论朱元璋的天道观

本文认为朱元璋的天道观是成就其一生伟业的思想核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整个明代文化思想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朱元璋的天道观渊源于儒学，主要来源于孔子学说．朱元璋是天命君权和“历数”论的信仰者，其神权思想集中表现便是主张祭祀百神，并且把这种祀典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但在朱元璋的天道观中有许多闪光的因素，主要是崇实践虚，摒弃神仙鬼怪等浮伪虚诞之事和天人一理，尽人事以待天命。总之，朱元璋既有听天由命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精神，是天人交相胜论者的典型代表．     

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宋强刚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最不齿于士大夫的文学样式─—白话小说，却在明清民间期取代唐诗、宋词、元曲，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成为明清文学的主流。在探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变局的原因时，学术界一致认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     

略述《明实录》对朱元璋诸皇子先后次序的记录问题

《明实录》是从事明史和明代文学研究极富实证价值的重要参考材料.由于此著述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加之出自多人之手和政治干预等原因,其中出现了对朱元璋诸皇子出生与去世时间先后次序的记录前后不一致现象,这里把其中记录这一现象的有关史料一一查出、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明代宦官与南京

宦官是中国三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特殊产物，尤其是明代，宦官擅权乱政，势焰熏天，历来是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南京作为明王朝的兴国所在和江南政治中心，是仅次于北京的又一宦官聚集之地。我们就明代宦官和南京的关系加以了解，对于全面、系统地认识明代宦官制度，以及南京地方史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明代南京宦官的设置早在明王朝正式建立（1368年）之前，朱元璋自称吴王（1364年）之后，就已开始在当时的应天府城使用宦官并设立宦官机构了。如王世贞《群山堂别集俄八六就收录有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派内使李顺…     

盛泽市镇及其四乡在三个时段中的成长

盛泽市镇聚落的成长经历了先秦至明初长时段的缓慢演变、明中叶至清中叶中时段的急速推进以及清末民国短时段的冲击与变迁,整个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时代中国内陆地区绝大部分城镇基于行政与军事中心的主要起源,又与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口岸都市化驱动下的城镇骤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整个过程遵循了江南市镇所特有的发展道路,即由乡村聚落到工商业市镇,进而成为兼具初级行政职能的区域性经济社会中心。可以说,盛泽的兴起与繁荣具有明清时期依附于自然经济体制之内的商品经济的特质;而19世纪中叶以后,它在经济社会的近代突变中得以保全、存续与变迁,则承载了其传统特质的递进与转型。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箕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期乌江通道的确认及其开发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关于乌江通道的问题，学术界已经有所关注，但主要的是较晚的时期，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情况，对于汉代及其以前的早期时候的情况尚没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在乌江流域考古材料逐渐丰富的背景下，较为系统地提出早期乌江通道的问题，并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试论祝允明的诗歌辨体意识与创作观

祝允明是明代弘治、正德间诗界的著名人物。他重视诗歌辨体,肯定宋以前各体诗歌多元共生的局面;并要求诗歌创作在这一范围内广师博取,以自具面目而又不离基本古典审美规范为目的。他的辨体意识与相应创作观综合了前七子与吴门文人两派的优点,在明代诗歌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论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成化正德间苏州诗人的批评

在《明诗评选》中,王夫之将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分为两类。他一方面将祝允明、唐寅、蔡羽标举为明诗典范,一方面大力攻击沈周、杨循吉等人。此种批评表现出黜主流而扬别派的明诗批评思路,具备一定合理意义,也存在明显的误读,折射出王夫之诗学的诸多深层问题。     

应慎言“以产业优惠代替区域优惠”

在促进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将税收区域优惠政策作为刺激投资的主要措施,我国在东南沿海开发、开放初期也不例外.在区域税收优惠方面,按“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梯度递减的方式体现,使东南沿海地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远高于其他地区,形成了我国税收区域优惠政策的格局.经过三十多年的开发、开放,已造就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增长极,其发展态势和增长速度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税收区域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刺激作用,造就了一批民族品牌,扩大了社会就业,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目前,在我国应实行税收区域优惠政策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而不应简单的“以产业优惠替代区域优惠”或“淡出税收区域优惠政策”.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明初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的政治高压及明成祖的"朱学"一统政策,史学处于畸形发展中。当代史撰写无甚成果,而对以往史书摘抄、改编的史鉴书却非常流行。其表现在帝王敕撰史鉴书和士人私修史鉴书两种形态,这两类史鉴书皆对汉史颇有涉及,前者在于以汉史鉴戒当下,后者是借助批判汉史来晓谕当政者。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