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的生成、进化与困境基于欧洲与东亚的历史经验分析

地区主义的兴起是“二战”后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欧洲国家探索在本地区实现经济与政治一体化,以消除内部战争和实现欧洲复兴,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成为地区主义的典范.在欧洲以外,其他地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地区主义实践.发端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东亚地区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表现为一种与欧洲模式不同的地区主义.欧洲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超越国界限制的利益诉求是地区主义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当前地区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则与民族主义等深层次原因有关系.     

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

在地区主义盛行的东亚板块,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存在着地区主义下的边民认同和跨界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认同超越了对其国家的认同,这种现象是边民和跨界民族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定位?还是新民族主义的另类?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有何种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地区主义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地域泛化

地区主义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了新的实践基础,焕发出“多样”和“开放”等特性。在东亚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东盟内部合作逐步发展到“10 3”会晤机制,这表明地区主义引导下的东亚经济区开放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入。在其自身打破发展障碍,寻求以开放实现完善、扩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地域范围,还是在由此引致的合作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泛化”效应。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治理困境与制度重构

新制度主义视域下,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困境在于规制性要素的摇摆和抽象;规范性要素的笼统与运 行无序以及文化-认知因素的制约与早期教育价值迷失。从系统构建“去小学化”的政策体系、重构幼儿园教育的特定角色和 运行规范、重塑社会对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治理的共同认知图式是农村幼儿园走出“小学化”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中国软实力战略

东亚合作进程是在地区权力结构变动背景下起步的。地区大国的利益分歧、权力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阻碍因素。本文从软实力的政策来源、制度来源与规范来源三个层面探讨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的软实力因素。事实表明,软实力因素是推动东亚合作进程的主要力量。中国通过继续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加强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在开放地区主义原则下建立与美国的制度性联系等软实力外交,缓解中国崛起的压力,推动东亚合作进程及东亚一体化建设。     

APEC自由化进程中的免费搭车问题

APEC成立之时就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即APEC成员将其自由化成果推广到区域外非成员) ,它自提出以来引起了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它是否会引发“免费搭车”问题以及“免费搭车”危害究竟有多大。APEC应在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前提下有效解决免费搭车问题,以免该问题影响成员完成茂物目标的积极性。     

一个现象 多种进程——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分析

地区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拥有相当大的潜力,这种潜力贡献于正在兴起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有三:第一,维护并推动全球多边主义,参与并辅助全球多边治理;第二,开辟地区间治理空间,培育地区间共同治理;第三,促进地区主义发展,扶助并改善地区内部治理。然而,地区间主义辅助全球多边治理尚需更多的激发条件,地区间主义开拓地区间共同治理面临严峻的制度化困境,而地区间主义扶助地区内部治理则需经受进一步的兼容性考验。总而言之,地区间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与途径,但其参与创建一个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东亚区域合作的"10+3"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区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在东亚地区,区域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建立超越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因而其地区主义成就更多地表现在经济范畴。通过区域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来推动区域合作乃至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是现实的选择。目前,东亚地区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主要表现在“10 3”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上,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当然,“10 3”机制的建立尚有诸多阻碍因素,如缺乏互信、同道殊途、亟待整合以及美国的干涉等等。虽然路途坎坷,任重道远,但建立“10 3”机制依然是东亚的未来和发展希望。     

从地区主义看冷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全球化和地区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二者相辅相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地区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将是地区化的最终结果。在东亚,地区主义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与空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正处于相互关系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这将成为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范式之一。     

西周法律思想的“类型学”研究

西周法律思想围绕着“天命”、“王权”、“民本”、“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建构。天命的权威性、平等性以及可转移性思想使天命的神圣性得以凸显。而王权的代理性、受限制性、受监督性及地域性思想,导致了王权思想的弱化状态。民本思想强调王权自身的勤政无逸和对民众安全、富裕、健康和安定等方面的关心和维护,展现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而规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思想展现了规则的多元化和正义性特征以及强调规则的具体的实施。四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西周法律思想体系,蕴含着西周时期我国法律精神的逻辑理性和正义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     

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绝缘,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和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变革也不会使知识产权产生法律冲突。但是,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是可以也是可能存在的,它只源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的直接承认。然而这一突破和承认就目前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现。     

践行科学发展观，走特色发展之路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目前激烈的竞争中走特色发展之路，对于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至关重要。办学特色是指：“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发展性和优质性”的特点。在深入剖析徐州工程学院发展阶段特征及在同类院校中所处的位置的基础上，提出围绕“地方性、应用型、工程类、多学科”特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科发展战略，依托地方特点，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中走出一条特色办学之路。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普陀山寺庙园林兴建考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县东部莲花洋中,始兴于唐,因观音信仰而为众人所知。历经多个朝代的兴建,融自然和人文于一体,成为有“海天佛国”之称的名山风景区。期间又受到“海上丝绸之路”和“海禁”的影响,是我国历朝对海洋态度的一种缩影。采用文献查阅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普陀山的兴建划分为4个时期：神话传说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时期、“海禁”时期和清末民初时期,旨在还原普陀山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考证普陀山各时期兴建沿革的基础上,对山岛的造景活动进行分析,揭示普陀山的风景园林在充分借用“海”和“山”景的基础上,更强调佛教的“彼岸”思想。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行政干预还是市场调节?——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例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是项目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治理形态和经验模式,是长期以来"有为政府"干预和"有效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我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到向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多主体共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对项目参与主体地位、资金配置、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这一结构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度和市场条件逐渐成熟,即"政府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和"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政府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日渐凸显,即"政府的有为需要市场力量"与"市场主体发挥了有效作用"。     

新型高校智库开展协同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为个案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面临重要契机。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与中非合作协同创新中心为个案,探讨高校智库开展协同创新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服务国家战略,创建互动合作机制”、“服务地方建设,深化校地协同模式”、“服务高校发展,强化多元学科融合”等建议,以期强化高校智库的协同创新,完善智库建设,提升软实力。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中的理论问题

“现代化”不是一个“既定的指标”,而是一个“永远的过程”,特区的发展应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近期奋斗目标;体制创新的目的是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创新的捷径是走向“国际惯例”;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特区应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的策略方针。     

阿特巴赫教育依附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诹议

美国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基于依附理论体系创建形成的教育依附理论,以“中心”与“边缘”作为逻辑基点,研究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西方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及成因。在这一理论视域下审视和反思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但要求我们在建设过程中警惕学术殖民主义的侵蚀、学术自我殖民倾向的泛滥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丧失,更需要我们冲破依附发展的桎梏,努力实现从“文化趋附”到“文化自立”的转变、从“模式效仿”到“模式立新”的转变、从“学术依随”到“学术引领”的转变、从“西方标准”到“中国标准”的转变,由此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由依附发展迈向自主发展、创新发展和引领发展,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