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辽东外徼”考释

“辽东外徼”考释刘子敏“辽东外徼”之称仅见《史记》与《汉书》中的《朝鲜传》，史学界探讨战国秦汉这这东北史，多有涉及，但直到现在，对其具体所指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得出一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笔者撰写此文，打算从文献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入手，对“...     

"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日邛,皆夷种也."据此记载及其他相关史料,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嶲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嶲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嶲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前四史论赞文体演变与时代论议风潮

前四史论赞文体演变与时代论议风潮密切相关.<史记>论赞风格、内容与当时论政、注释经书的热潮紧密相连;<汉书>论赞孕育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时称引经书相互论难的风气对<汉书>论赞的形式和内容影响深刻;<三国志>论赞以当时的才性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后汉书>论赞实际就是笔写的论析名理的辩词.前四史论赞之所以具有其它正史论赞难以企及的艺术魅力,与浸染时代论议风潮密不可分.     

李绍明先生的羌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的羌族史研究不只是羌族研究,也是中国民族史重要的一章.这个研究与书写传统可溯及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与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以及清末民初章太炎的"中夏之族"和刘师培的"中国民族"概念下的羌族史书写.李先生早年曾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他的研究范围是整个川康边境的彝、羌、藏等民族,并参考语言、考古学的新发现,因此他参与完成的<羌族史>成为近现代最经典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之一.     

魏晋时期的"氐傁"与"叟"辨析

"氐傁"与"叟"均是出于《华阳国志》中的人群称谓,前者仅见于《华阳国志》,后者则同时见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目前学术界有关"叟"的认识与讨论常将其与"氐傁"等同和混淆。对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以看出,"氐傁"与"叟"不但分布区域不同,且族系类别亦截然有异,"氐傁"即"氐","叟"则属"夷"或"夷种"。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道德经》有无观新诠

<道德经>的"有"与"无"是道的动态构成机制,道摄有无,有无环生.在<道德经>中,"有"与"无"又展开和变现为徼妙、雄雌、逝反、生死、动静、益损等一系列范畴.基于对有无之道的洞见,<道德经>阐述了有无之用的方法论,即用有、用无与有无兼用.以有无之道与有无之用为内容的有无观构成解读<道德经>思想的关键.     

汉儒之"师法"、"家法"考

两汉儒家诠释儒家经典,恪守"师法"、"家法".关于两者的本义,学者的认识尚有不小的分歧.仔细梳理<汉书>、<后汉书>,可知"师法"、"家法"各自的含义及其同异."家法"出于"师法",不违背"师法",但"师法"指本门诸师的经说,"家法"特指亲炙老师的经说.西汉儒者只讲"师法",东汉儒者主要讲"家法"."师法"不排斥兼(本门)诸师说,"家法"则排斥兼(本门)诸师说.较之"师法","家法"是更为严格的身份认同,目的就是杜绝不具备这一身份的人担任某名分下的博士官,将担任某名分下博士官的权利只给予某博士亲授的弟子.     

略论《后汉书》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与特色

继《史记》、《汉书》、《三国志》之后,在南北朝时代又出了一部范晔编写的《后汉书》,它和前三部史书合称为“四史”,是我国古代正史中的名著。论及范晔的《后汉书》,前人一般认为它不及《史记》、《汉书》,而忽视了它自有的价值和特色。在范晔作《后汉书》之前,记叙东汉一代的史书,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到,已有班固、卢植、刘珍、谢承、薛莹、司马彪等     

《华阳国志》所记"宾刚徼白摩沙夷"考辨

<华阳国志>在汉文史志中首次明确记载了纳西族先民的活动.本文通过字义与有关问题的探讨,对这一记载中的难解句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刚徼"之"刚"取自<易·说卦>,并进一步辨明"摩沙夷"即今纳西族,其分布区域在今盐源西至宁蒗一带.     

"鸠杖"考辨

"鸠杖"又名"王杖",后者应是汉代官方对"鸠杖"的统一称呼.高诱在<吕氏春秋·仲秋纪>注文中将古之"几杖"与汉之"鸠杖"联系起来的认识.存在一定问题.从鸠杖以鸠鸟饰于杖端的器型上看,其起源应该追溯到早期鸟图腾崇拜时期.鸠首形杖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即已出现,后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中均有发现,说明汉代鸠杖在器型上是有传统可言的.汉之"授鸠杖"与古之"献鸠鸟"具有同样的象征性意义,其行为可以追溯到古代尊老敬老之传统.<后汉书·礼仪志>"欲老人不噎"的说法,有待商榷.     

廪君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新考--兼论"赤、黑二穴"在长阳柳山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早期五姓巴人"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辞海>记载:巴人"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廪君为著名领袖."[1]廪君巴人的发源地"武落钟离山(又称难留山)"、"赤、黑二穴"在不在湖北长阳?在长阳什么地方?学术界有过争论.2004年9月,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对比历史文献与考古报告,认为长阳西部的柳山是武落钟离山,柳山的榨洞与虎洞是赤、黑二穴.     

容礼考述

容礼是儒家礼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关于容礼或礼容的记载颇为零散而不成系统。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传世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及出土文献《君子为礼》《成之闻之》等记载中,挖掘出战国至汉代的容礼资料,阐述容礼的价值,有助于认识早期儒家容礼的内容和细节以及容礼在汉代文化中的实践情形。     

“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训解辨正

在《左传》的“徼福於 (于 )NP”句式中 ,NP是施福者 ,而非受福者。因此“徼福於敝邑之社稷”的正确训解 ,应该是“向我国的社稷之神求福” ,而不是“求福给我国的社稷之神”     

论谶纬对《汉书》的影响

谶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班氏父子皆通于谶纬之学,且<汉书>形成于谶纬鼎盛时期,因此<汉书>自然多受谶纬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汉书>将"尧后火德"思想作为揭示西汉一朝兴衰的主线,此外,<汉书>颇重灾异与祥瑞.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谶纬是<汉书>神化汉代帝王、丑化王莽的重要媒介,谶纬往往被视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从叙述层面来看,<汉书>对谶纬颇有兴致,不仅记载了许多谶纬的源流,还详细描述了一些符命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等.     

汉代图书编纂活动对中国书籍形态的影响

汉代的图书编纂活动极为繁荣,不仅拯救了先秦文化典籍,奠定了中国书籍的基本形态和编校方法,并且产生了<史记>和<汉书>两部历史巨著和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我国第一批辞书,开创了新的文体模式,镌刻了中国第一版大学教材<熹平石经>,开拓了新的媒体模式.汉代编辑家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图书的编辑工作和图书形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