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到法律的抉择——西方家长主义理念嬗变

家长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的流变经历了一个从伦理到法律的过程.希腊伦理家长主义思想虽然已经不适合当代社会,但其为我们认识当代西方法律家长主叉思想提供了一个最初的视角;近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存在软家长主义思想,并且还对其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现代的硬家长主义思想丰富了法律家长主义体系的具体框架,且已经颠覆了伦理性这一特征,使得过渡到当代法律家长主义理论.因此,当代法律家长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家长主义理念存在根本的区别.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中国伦理的概念系统及其文化原理

本文认为,把握传统伦理的“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概念系统,而不能用西方文化的概念注释中国伦理。家国一体、伦理政治、人情主义构成传统伦理的概念体系,是传统伦理“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其中,“家国一体”是传统伦理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伦理政治”是其理论抽象与伦理关系的运作原理;“人情主义”则是与此相匹配的精神形态与伦理生活方式。三者由客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出发,内化为主观的伦理关系,最后再外化为现实的伦理生活,形成客观——主观——现实的辩证链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家族制度述评

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征,家族的内在凝固性、整合性与法律互为依托,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色彩,形成“家族本位”的特质。追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演进史,剖析其特质,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途径。     

法团主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引入的新型的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解释模型,以其实现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主张,形成了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等主张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模型的超越,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呼声较高的适应于中国现状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型。本文从法团主义的视角出发,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对比法团主义的特征,揭示了中国现状与法团主义发展背景的差异。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及其功能

社会关联形式可以分为神性关联（包括巫术关联）、伦理关联和契约关联。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关联形式是伦理关联。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治乱相因”,而伦理关联的社会关联方式则于其中实现了七大正功能和六大负功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释义及其与西方的比较

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至清末修律为止 ,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 ,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 ,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 ,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在客观上 ,传统法律文化又表现为法典编纂和皇帝诏敕及案例并为法之渊源 ,制定法与判例法互用 ,国家法与习惯法并存 ;在司法上 ,重刑轻民 ,程序法不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 ,显现出其独有的特色 :1 中国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是法产生的基础 ,而西方形成个人本位、法律与伦理相分离的渊源 ;2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色彩浓郁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是在宗教精神的笼罩下发展起来的 ;3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集体为本位 ,西方以“个人权利本位”为基本理念 ;4 中国古代法等级观念渗透始终 ,而西方法平等观一以贯之 ;5 中国法律文化是混合法 ,并代表了现今法律文化的趋同倾向。     

儒家伦理的“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以“仁”为例作说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极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儒家伦理其实是要体现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整合起来看待,建构一个它们的综（Synthese）,笔者称之为。脉络化的普遍主义”（kontextualisierter Universalismus）。就文化上而言,儒家伦理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综合,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体现。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也论"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兼与高鸿钧先生商榷

以先秦和秦朝法治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正义法治资源对中国现代法治具有建构意义.《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一文富有探讨意义,该文在继承法治之中土传统时,遗神取貌;移植法治之西方资源时,买椟还珠;选择法治之实践路径时,南辕北辙.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灵魂.     

是封建复辟还是价值传承--基于“夏俊峰”案的“存留养亲”制度分析

“存留养亲”制度自北魏时期开始出现在封建法典之中,至清末修律时方得废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该制度中所蕴含的“孝”的观念及人文主义精神对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常起到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存留养亲”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制度已不能为我国刑法所适用,但该制度中蕴含的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对我国“孝”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特殊时期出现的部分矛盾的缓解,对人伦道德的价值追溯均不无裨益。这也为我国刑法合理的借鉴或吸收“存留养亲”制度提供了基础。当然,刑法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吸收与借鉴也要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可适用“存留养亲”的死刑犯人也要制定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     

法制现代化视野中的清末宪政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次改革活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统治者认可的和平改革。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次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分权、民权和法治原则,初步实现了从皇权至上到法律至上,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价值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制社会的创造性转换过程;这次改革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绝非骗局说可以概括之,它本身对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其他不适当”规范性文件的界定

“其他不适当”作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给各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备审工作造成了巨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法理的角度厘清“不适当”的合理外延,即在法律、法规明确的“不适当”的外延基础上,将其他不适当细化为与宪法相抵触、与上位规章相抵触、与“软法”相抵触、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相抵触、规范性文件自身规定不科学等几项内容。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研究转向——2011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这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提供并营造了珍贵的时代机遇。本年度,法律修辞学和法律语言学受到了更多关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越来越让位于贴近我国法律运行实践的法律方法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方法的教学开始受到重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延伸。我们应当抓住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方法论面临大发展之时代机遇,深入推进此研究。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