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集体腐败是当今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理论,人们的利己主义动机与经济租金相结合,促使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互相交换,并通过小集体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导致集体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各种监督机制,加快反集体腐败的立法,强化道德约束等等,是当前遏制集体腐败的有效对策举措。     

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也应从多角度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必将有新的发现和启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二者的差异与矛盾在这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再次得到证明———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自身也存在“困境”,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从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改变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果。本文通过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分析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该村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     

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理性

科学的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科学的经济理性对称,科学的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论文艺意识形态的实践理性功能

文艺意识形态不但具有认识性,而且具有实践性。从实践性角度来看,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要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功能。通过对人的思想行为所起的定向与调节作用,它确证了人的自由自觉的以及超越的本性。情感体验是它的基本方法论特点。     

文化思潮多元激荡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评介

由刘明君教授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一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最终成果,主要包括:构建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坐标,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综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曲折发展,多元文化冲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转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谐社会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多元文化冲突下和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构建对策等问题,共21万多字.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     

释义学视野中的传统与意识形态

传统释义学认为“史效”关系决定了传统的权威性和积极意义。意识形态批判论认为自我反思先于并高于传统之阐释。利科调解二者，主张阐释应合批判性，批判应含阐释性。笔者进而指出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可比较性，以及对二者作辩证反思的必要性，认为：当前传统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之运作，有赖于一种批判阐释的新视野。     

转型期中国人经济社会行动的成因及其调整

笔者从中国人经济社会行动的演变入手,分析了中国人经济社会行动的成因:即传统文化、政治理性和集体精神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人经济社会行动的调整方向和路径:把理性行动适当地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扩展,在经济领域中倡导合理求利原则,培育中国人合人性的经济社会行动,把中国人的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结合起来,把政治宣传、市场经济建设、宗教信仰自由发展、法制规范教育和传统伦理的扬弃结合起来。     

生育行动释析

利用理解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生育行动类型进行划分和阐述,并试图在社会学理论和人口学的经验分析之间筑建一道便利的桥梁。     

订单农业发展中金融创新研究

目前关于订单农业高违约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企业组织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探讨其成因及解决措施,但多年来我国订单农业的运行状况仍鲜有改善.研究发现:高违约的根本原因在于订单农业交易系统的封闭性、风险的存量化以及农业风险特性与订单农业自身缺陷的交互作用,目前化解订单农业发展障碍的措施大多具有\"堵\"的性质,这不利于订单农业风险的分散,由此导致订单农业交易主体间激烈的\"两性\"冲突(指个人理性、集体理性)时有发生;提升订单农业履约率的根本途径不应仅仅采取\"堵\"的方法,更应该\"疏\"、\"堵\"并重,即在保留\"堵\"之有效的方法基础上,通过金融创新,寻求风险外化通道使风险流量化.     

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设计成功——《集体行动逻辑》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比较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曼瑟.奥尔森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分别作为两代公共理性选择理论模型的奠基人,其思想在现代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后者因其对公共资源管理领域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重读两人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公共问题、理解公共政策很有帮助。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旧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虚假性，虚假性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生方式的狭隘性．因而，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走向对狭隘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方法仍有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