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景德镇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起根由探析

元代黄公望的浅绛彩画不是促使浅绛彩瓷兴起的根本原因.黄公望等元代文人画家逸笔聊写胸中逸气的艺术精神经过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家的演变后,逸气已经消解,逸笔也嬗变成为引书入画,尤其是清中后期经过金石学风的催化,更进一步将明末清初文人画家倡导的引书入画嬗变成为写意笔法画,即“写画”.这使得文人画与画工画在创作理念、表现形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趋同,这是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起的根本原因.     

唐代诗人狂者精神论

唐诗中有大量"狂"字,"狂"在唐代诗歌中所指主要有吟咏之狂、性情之狂和饮酒之狂等三个方面。唐代诗人的狂者精神在唐代的演进与唐代社会密切关联,亦与儒、释、道相关联。狂者精神具有促进唐诗的创新与超越、塑造唐代文人自信自负的人格范型等独特的文化内涵。     

陶渊明隐逸心理结构及诗歌意境

文章从儒道合一的美学思想,逸狂交织的审美意象,外淡内浓的诗歌意境三方面论述了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由于儒道两种美学观的对撞产生了新的合力,推进了逸和狂两种情感的渲泻,用平淡和醇浓的对立统一,创造了真善美的境界.     

论晚明狂人──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中国文人追求成圣，晚明文坛上却活跃着一批不再温柔敦厚的狂者。他们的狂不仅是外在形迹的佯狂，而是狂入他们的本能、深层自我以至本体文化性格。他们以阳明心学为原动力，以崭新的伦理观、价值观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狂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士人精神的确立。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

明清话本的作者是文人,读者主要是市民,文人作家与市民读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话本的创作.文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审美趣味对话本的功能、题材、体制、语言进行改造,市民则通过购买行为要求话本创作适应自己的欣赏趣味与阅读水平.     

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的性质及其影响

万历间兰晖堂所刻《十六国春秋》一向受到清人及后世学者的质疑,清刻本尽删兰晖堂本原序,更掩盖了明人辑佚补订《十六国春秋》的事实,使该书被学界以伪书定论。现存明清藏书目录著录的多个崔鸿《十六国春秋》抄本、残卷,表明原书在明代仍有流传。今存明兰晖堂本《十六国春秋》记录众多嘉兴文人参加了该书的校勘编订,各序也清晰阐述了屠乔孙、项琳之缀遗搜逸之原委。该书是明代江南文人利用民间残本、抄本整理旧籍活动的成果,是明清以来研究十六国历史的基本依据,具有较高的历史学、文献学价值。     

略论《龙洲词》的风格特质

刘过是以辛弃疾为领袖的抗战词派的重要成员。刘与辛之“豪”又不尽相同：辛豪而内敛，刘豪而外放。刘过将裹挟着悲辛愤懑的狂放情怀毫无顾忌地倾泻于《龙洲词》中，形成了一种狂逸的风格特质。他选择了与表现抗战救国这一重大题材相适应的表情方式。在“以文为词”使词更加散文化的道路上，比稼轩有更深层的开拓。在语言运用上，则表现了抟搦典实、“赡逸有思致”的特色。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本文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蒙学读物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其伦理内涵也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文人戏曲家"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了独特的戏曲之道. (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直接关系,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而其"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 (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文词派戏曲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更进一步看,则与戏曲家早年接受的蒙学教育有关,传统蒙学教材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种诗歌教育对戏曲语言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总之,明清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荆,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智慧:走进书画艺术的境界

中国山水花鸟画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艺术家试图将自然搬入自己的居室来赏玩,反过来.文人生活环境的设计也以绘画理念为本."文人画"即文人在诗文之余创作的绘画,消遣性与自娱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书法是中国文人从事造型艺术的基本条件,文人最普遍的技能训练是习字,汉字属于一种抽象的绘画,所以他们要进行艺术活动,最佳的选择只能是绘画.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痴狂,并将它看作智慧的传达.历史上不管什么政治力量对"狂狷之行"、"狂夫之言"都采用容忍或关注的态度,痴狂就成为中国艺术家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艺术表现方式.由于艺术创造主体的痴狂风格,就决定了艺术形式的痴狂性质.所以,书法的最高形式是草书,乃至大草、狂草.绘画的最高形式是写意,乃至大写意、泼墨大写意.     

昭平黄姚古镇的文化成因

黄姚古镇是广西名镇 ,镇内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宗祠、牌匾等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地文人的崛起和抗战后期大批文化名人的聚集、独特的地理环境三方面来探讨古镇的文化成因。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是在<三国志演义>确立的编创方式的影响下,经由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模仿、炮制,迅速走向繁荣的;与此同时,小说评点者的引导、时代审美风气的影响、读者大众阅读需求和口味的制约,又促使历史演义的编创方式不断地发生着丰富复杂的变化.     

明清笑话结集的悲情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者带着牢骚郁结的心态,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动机,使笑话承担着"度世"的教化职责。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诉求方式满含无奈和悲情。由于化人难成,忿难蠲除,明清文人结集笑话的最终目标指向自娱,在遣兴娱情的观念下,笑话集的艺术性增强。     

清初尺牍文体的再兴与文人著述交游:基于王晫往来尺牍的考察

尺牍文体盛行于万历年间,康熙时期再度兴起,这是晚明清初文人日常交往中刻意筹划著作的编刊与传播的必然结果。清初杭州文人王晫著述颇丰,尺牍往来日繁,有意将其保留、刊行,并纳入全集与同人集,还在多次编纂中对尺牍文本进行改动。尺牍既是交游的媒介,也是其写照;既伴随著述的赠送、交换,又是关于诗文著述的独特阅读反馈,被用以提高个人声望。尺牍超越实用功能而升格为著述文体,文本形态被数次重塑也是其地位上升的体现。王晫往来尺牍可谓清初普通文人力图通过著述与交游提升文坛影响力的缩影,为探析清初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学文化生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略论明清之际文人悼亡情绪的文化史内涵

明清易代之际 ,汉文化传统的文人都被抛入到悼亡大合唱中 ,以吴梅村、钱谦益为代表的在朝文人的“旧朝情结”,以张岱为代表的在野文人的追忆意识 ,不仅揭示了文人的所负载的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 ,也兆示了华夏文明的衰落     

文化性格:越地文人从政行为论说

越地文人的从政行为表现出硬、拗、狂的特性,具有较强烈的追求独立人格的倾向。其次,表现出精明善治,多谋善断,贯穿着励精图治的传统,少有迂腐儒生的形象。再次,幕僚(师爷)参政,在仕途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也集中地体现了越地文人从政行为的特色。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地域环境对黔中明清文学的影响研究

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学者多从地理上的南北差异研究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影响.本文以黔中明清文学创作为例,从中土与边省之地域视角,讨论边省地域对文学传播、文学风格、文学体裁和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认为中土主流文人因地论人、以地论诗,制约了黔中明清文学的传播和影响.黔中"大山地理"兼具荆楚的清秀隽朗与塞漠的雄奇险峻于一体,孕育出黔中明清文学以清稳坚强、野古浅直为特点的"大山风格".黔中明清文士长于诗,不擅于词、曲、小说,亦与黔中边省地理环境有关.艺术经验、地理环境和创新精神密切相关,黔中明清诗歌有"凌驾乎中原"的成就,是由诗人在黔中地域环境中孕育而成的创新精神决定的.     

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及其"变异"现象

文人治生现象虽在明清以前就已大量存在,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文人治生现象更为普遍.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给文人治生提供了土壤.文人治生的途径有许多,涉及领域较前代更加广泛和深入,如他们积极参与江南的教育市场、艺术市场,并涉足出版业,还通过作文、游食江湖、从事医卜、农作,甚至还从事一些被传统社会认为是一些低贱的行业.文人从事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进行,有的为达到治生的目的不再顾忌传统道德的约束,甚至可以说不择手段,做出一些令人不齿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