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与完善民族政策的和谐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我国和谐民族关系的催化剂,因为其鲜明的平等特征、巨大的联结功能和激烈的竞争机制,促进了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密切联结和友好竞争。我国民族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进步、和谐,基本价值原则是维护和确保国家和谐统一,价值出发点是符合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和完善我国和谐民族政策,应按“三个代表”要求,努力在促进少数民族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下功夫,在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方面下功夫,在确保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方面下功夫。     

民族关系基本层面——民族关系理论研究之二

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的基本层面.民族交往中的民族矛盾是民族关系状态的重要方面.调节民族矛盾是促进民族交往、实现民族关系和谐、促进民族发展的需要.     

论回族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理性

回族是一个民族情感特征明显的民族,历史上曾因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导致对统治阶级的激烈反抗.总结回族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民族情感有余而民族理性的稍嫌不足对特定时期回族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是勿庸讳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须不断调适回族情感,提升回族理性,使包括民族情感和理性在内的民族意识真正成为回族发展的动力.     

党的“和谐民族”政策促进西藏发展繁荣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是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和谐民族"政策.在西藏立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构建和谐政治关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等,构建和谐文化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西藏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党的"和谐民族"政策在西藏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落实.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和繁荣.     

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核心

围绕发展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这一命题,辩证地论述了坚持民族平等是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维护民族团结是民族和谐的纽带,促进民族发展是民族和谐的核心,实行民族自治是民族和谐发展的保证等问题.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

经济和谐是民族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不和谐是制约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妥善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和谐问题,是促进中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目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和谐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要素配置、经济利益平衡和经济活动联系等几个方面。应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谐发展的制度基础,有效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和谐问题,为推动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论新时期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

新时期，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已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因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建立在经济联合基础上的民族团结才是最可靠的民族团结。这种新型的民族关系是今后各民族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研究

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州府所在地合作市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多文化交融碰撞、民族关系较为敏感的地区。回族和藏族是该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回、藏民族长期互动交融、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分析回藏关系和谐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探讨促进回藏民族关系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

民族法治是指制定完备的民族法律制度,并以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依据.民族法治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民族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包括各民族之间、各民族内部的和谐关系.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民族法治是民族和谐的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民族和谐是民族法治的理念和目标.民族法治与民族和谐二者有机的联系,共同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论民族和谐的内在要求

民族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和谐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在发展民族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准确把握发展民族和谐的内在要求.发展民族和谐要求我们注重各民族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要求我们尊重、传承与繁荣各民族之间的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要求我们以民族平等为原则,以促进民族团结为纽带,以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途径和目标.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论藏彝走廊回、藏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机制

基于笔者2012-2013年在四川松潘、云南迪庆、甘南合作、西藏昌都的田野调查,从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两个维度考察藏彝走廊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原因.认为生活在藏彝走廊的回、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共融,加上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回藏民族习惯法中合理、健康因素的作用,为形成回藏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保障.     

论清末民初宪政中民族观的变化

在清末民初的宪政活动中,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古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不平等的统治策略发展到提倡消除民族之间的界线,在宪法中开始体现民族平等思想,后又发展到“五族共和”,这是我国法律思想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

本文从分析族群的名称入手 ,揭示了族群的名称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族群名称的使用所反映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和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探析

本文认为 ,自然生态利益是民族地区的一种重要利益。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 ,是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加强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 ,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是代表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表现。目前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正受到严重威胁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大经费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制度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加强法治等方面来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     

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结构转型与社会约束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现代两大阶段中的村寨经济转型,表现为这一体系传统经济目标、组织结构与性质特征的全方位、整体性但也有相当保留的质变。中国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引导和制约中开展的,它们不仅展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展现为以互惠为核心的内生性社会制度对村寨共同体社会存续与商品化阻滞的双重性,更展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非一致性矛盾制约及其在当代交织融合的可能。     

回族婚姻择偶中的“妇女外嫁禁忌”

回族妇女的外嫁禁忌，有生活习惯、民族风俗、宗教戒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民族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回回先民入居并立足中国的基本条件，是实行“民族外婚姻”，而后来“民族内婚姻”则成为保证回族群体得以稳固的重要保障。妇女外嫁禁忌是回族历史的发展“天平”能够保持相对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