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义利统一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孔子始,义利之辩便是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从总体上看,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大体上持重义轻利论。王夫之吸收继承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义贵利、义利统一的理性义利观,是传统义利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理论上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从实践上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南。虽然王夫之的义利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有启迪的意义;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更要将公民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理学特征刍议

"重义轻利"是二千多年来的义利之辩的共同偏向,这一偏向导致义与利的过分对立而无法调和.贬抑个人私利,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维系方式是该道德关系权重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但晚清嘉道之后,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儒家"重义轻利"道德观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遭到动摇,"义理经济"思想应时而生.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士人一手高张程朱理学的旗帜,一手又打出"经世致用"的旗号,用"义理经济"合一思想对走向衰落的儒学进行调整,使晚清理学在近代社会变革潮流冲击下既保持了儒学的正统性,又增强了应变性.     

礼义廉耻的时代价值——船山伦理思想新悟

船山伦理思想包括诸多方面,如其人性论、价值观、修养论,本文只想选取其中的几个点谈谈自己新的体悟与认识。船山是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辩证而全面,在理欲关系、义利关系的价值观上,与佛老、理学的崇理贬欲、尚义贬利不同,坚持了理存于欲中、义即公利等唯物的导向,但又特别强调了理性对欲望、义对利、礼乐对衣食的主导作用,另外,其修养论中强调廉耻特别是"知耻之功大"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都有很强的借鉴启发意义。     

略论精神文明的思想渊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自古以来，从孔孟的义利说、程朱的理欲辨，到孙中山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并重的主张，构成了传统伦理学的主体内容，对中国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都曾起过积极地促进作用。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全社会都在关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很有必要研究与借鉴以往先哲对此所作的精辟阐解，并用以古为今用     

清末时论中"义利"说述论

清末时人从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出发对传统"义利"说作了必要的时代诠释,主要涉及重新审视传统"义利"说、挖掘其合理价值,谋求中西融合、公私并重、义利合一、权利义务相均,政治追求宜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发展经济需公私并重,难以兼顾则崇公为要.这些理论诠释与清算传统"义利"说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理论上否定其偏颇性及其危害,痛斥社会上重私轻公、言行相悖之陋习,在政治上鞭挞政治道德堕落、唯利是图,在经济上揭露重私轻公、人自为谋.并欲藉否定专制制度、派别理论交锋、充分利用国粹与融合域外近代思想等途径达到构建新"义利"说之目的.     

清代权利观念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并对法律观念产生影响.在清代,儒学"欲"的观念的改变使权利观念有所发展,但仍是传统范围内的,只是展示了权利的限制,要求人们相互向自我克制的方向努力,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陈亮功利思想辨正

南宋时期陈亮与朱熹的义利王霸之辩,反映了当时事功政治思想的脉动。然而,学界对于陈亮功利思想的解读却存在偏颇倾向。科学准确地把握陈亮的功利思想,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延沿儒家基本思想脉络,联系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天理思想背景,从清楚认知陈亮"气一元二面向"的世界观出发,深入评析其伦理观在道德优先框架下的功利合理性,进而揭示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义利统一逻辑,由此管窥陈亮义利统一观,以为其功利思想评价之辨正。     

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义、利作为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取向.当义、利分别作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发挥作用时,可以得到义利互动的各种可能模式.一般地说,其中义利互动的整合模式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冲突模式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转型期多种义利互动模式并存的现状,是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宏观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同时需要确立主导义利模式,使多元义利取向服从主导义利观.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浅析古代中国利欲观的特点

利欲观是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普遍肯定好利是人的本性,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具有的经验务实精神;二是对人之好利本性的态度从历史早期的多元共存演变为中后期的一元独尊,封建专制在这种转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言利与言义常密切结合,不乏先利后义论,但先义后利论恒居主流。中国传统思想家普遍惧怕公开言利,从根本上讲是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生产力的狭隘性与脆弱性的反映。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把对罪犯的刑事制裁视为社会正义的最终实现,同时强调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期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价值,但往往忽略了对刑事被害入的权益保护。在当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同等重要的理念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恢复性司法作为传统刑事司法的有益补充,对保护被害人的权益有着积极影响,如何通过恢复性司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也已成为刑事司法的重要命题。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     

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西汉后期主流话语中“文”的含义及其文化意蕴——以《盐铁论》为中心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与之相近的是“文”.“文”在中国古代主流话语系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含义极为丰富,不仅包含着诗词歌赋之类属于现代“文学”范畴的文类形式,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与文化符号体系,而且还是古代知识阶层价值取向、精神旨趣、审美趣味的话语表征.“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原本为西周贵族阶层所建构并极力推崇,但是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前期,“文”一直受到来自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以及执政者的轻视、遮蔽与质疑.到了西汉后期,在主流话语中这一概念才渐渐获得正当性乃至神圣性.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     

朱次琦"四行五学"说探赜

朱次琦作为晚清南海鸿儒,提出“四行五学”说以正修身读书之道并以此为治学思想传诸后世。其修身“四行”以发挥程朱理学的道德论而见长,而读书“五学”则是通过挖掘儒学思想中的“经世”因素,来纠正当时学术之弊病,其中体现着重“贱履”和“致用”的思想。在晚清国势日蹙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一思想对康有为也有重要影响。     

晋商精神的法理价值分析

晋商及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努力实践并奉为圭臬的道德精神是法学研究的瑰宝。早在明清时代,晋商已领会了法律的规则性意义和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公平互利原则。用法律上的正义、秩序、效率、利益价值理念去探析晋商秉执的敬业、诚信、群体等精神内涵,可以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启示。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

韩非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治国指导思想;严惩贪官,确保民众经济利益的吏治主张;追求法律公正,保护民众生命财产权利的法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