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仲英事变发展方向逆转原因分析

马仲英事变在西北近代史上影响深远,这场因国民军与西北社会的矛盾而起的斗争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回汉民族仇杀的惨剧。以事变发展过程为依据,分析造成马仲英事变发展方向逆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二是国民军在事变过程中的不良作用;三是马仲英的军队人员混杂,素质低下,军纪难以保证。     

浅析国奉战争

1925年12月,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在关内的势力直隶(今河北省)军务督办李景林之间曾有一场激战,史称国奉战争。李景林是奉系重要将领,在派系林立的奉系军阀集团中属于新派中的大学派(土派),受到奉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老派和新派中的士官派(洋派)的排挤。为保有直隶地盘,他曾反对张作霖对国民军用兵。因而,李景林曾经暗中参与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反对奉系张作霖,扬宇霆集团的秘密活动,并在郭松龄公开倒戈反奉后,于1925年11月25日发表通电,指责张作霖“好争喜战”,劝张下野,把权力交给张学良。然而,仅仅过了10天,风云突变,李景林又通电声讨冯玉祥,从而导致国奉战争的爆发。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景林在数日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这个问题还得从考察国奉矛盾和斗争的全局中来寻求答案。发生在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另组国民军,而奉军亦趁势猛攻,从热河一直打到天津,致使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败,于     

浅析国奉战争

1925年12月,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在关内的势力直隶(今河北省)军务督办李景林之间曾有一场激战,史称国奉战争。李景林是奉系重要将领,在派系林立的奉系军阀集团中属于新派中的大学派(土派),受到奉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老派和新派中的士官派(洋派)的排挤。为保有直隶地盘,他曾反对张作霖对国民军用兵。因而,李景林曾经暗中参与奉系重要将领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反对奉系张     

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击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后来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吴佩孚再起后为什么又能立即与张作霖结成反革命联盟?直奉军阀是如何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概述。     

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击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后来为什么能够东山再起?吴佩孚再起后为什么又能立即与张作霖结成反革命联盟?直奉军阀是如何联合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的?国民军在山东、河南失败的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概述。     

孙中山晚年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与实践

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曾说:“这口曹吴的武力统一,被国民军推翻了,兄弟以为到了讲和平统一的时机”。(《孙中山选集》第884页)孙中山所说的这个“和平统一的时机”,就是当年北京政变后一度出现过的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10月21日,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线倒戈回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这就是所谓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之后,奉系成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要求乘胜向鲁、皖、苏发展,为其部下寻得地盘,并为包围北京,控制中央政权准备条件。     

续桐溪、王用宾与“首都革命”

1924年十月,直奉二次战争,吴佩孚坐镇滦州,派冯玉祥出喜峰口,从侧面进攻辽宁。冯玉祥潜师回到北京,联络胡景翼、孙岳发出漾电(二十三日)组织国民军,囚曹锟,逐宣统,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政。这次政变,当时报纸上称叫“冯玉祥倒戈”,冯玉样自称作“班师之役”,有时也叫“首都革命”。首都革命这个名词最初实出于续桐溪(西峰)。首都革命的主谋,也就是续桐溪。1923年,陕军胡景翼驻兵顺德、安阳之间,刘守中(允成,同盟会会员,以后长期当     

浙奉战争浅探

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直系军阀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的浙奉战争,奠定了后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部分格局,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次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过如何?怎样正确评价?有待人们研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浙奉战争是由孙传芳首先发动的,他发动反奉战争同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阵前倒戈,回师北京,另组国民军,吴佩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战败,浮海南逃,战事遂告一段落。国奉双方妥协的结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到政治分离再到武力吞并的演变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侵华手段发生阶段性变化 ,但其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张学良、蒋介石对锦州危机态度之差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置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这里成为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逼,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解决锦州事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文拟就双方的态度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冯玉祥国民军与段祺瑞执政府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与奉系张作霖等拥段祺瑞上台。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国民军又将段祺瑞推翻。从此,冯的政敌给他冠”倒戈将军”的称号。冯玉祥及国民军与段祺瑞执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文试述其发展始末,并以此窥探冯玉祥政治思想发展过程。     

国民军与善后会议

1925春,段祺瑞为使自己重新当政合法化,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该会实质上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分赃攫利的场所。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以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段祺瑞执政府合作又斗争。这一切都是冯玉祥及国民军军阀政治的重要表现。     

“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扣押了甘肃省政符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的“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联阎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事变。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被彻底消灭,蒋介石控制了甘肃达十六年之久。可以说此次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舞     

从河州事变的起因判定其性质

民国十七年(1928年)爆发于河州地区(今临夏),波及西北数省,历时十年的河州事变,是现代回族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但长期以来,对其性质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由回族引起的一次回、汉仇杀事件;有人认为是由回族军阀导演的一场军阀之间的混战;最近又有人认为是一次反抗民族压迫的大规模的回族武装起义。对以上诸说,笔者不敢完全苟同。我认为,它是爆发于今临夏地区的以回族为主的、有汉、东乡、撒拉等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抗国民军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本文仅就通过对该事件起因的分析,略述一下自己对该事件的一点认识。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冯玉祥棍责送鸡县长说起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紧了进犯华北的步伐。一九三三年五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以国民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实行联合抗击日寇的进攻。同盟军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宝昌、沽源、多伦等地，一时军民抗日信心大增。这时，部队驻地一名县长，觉得此时是巴结领导的好机会。一日，提着两只老母鸡来到冯玉祥将军司令部向其示好。冯将军一见来人便问道：“就送来了两只吗？”那县长以为是嫌他送少了便立即回话说：“今天先送上两只．改日一定多送几只来。”冯玉祥一脸严肃地说：“送一只鸡打你十军棍，送二只鸡就打你二十军棍。”言毕便命令身边的士兵执行。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建立国民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迫于军事、经济压力和政治上倾向进步，冯玉祥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急欲培养壮大能与奉系军阀抗衡的亲苏力量，扩大其在华的影响。于是冯苏关系迅速升温，苏联政府对国民军进行了大量武器和军队经费等方面的援助。虽然双方进行的是有条件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合作，但却迅速增强了国民军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动了大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