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理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探微

现代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是西方哲学,其哲学理念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这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无疑,摆脱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形成超越西方哲学的哲学理念,也就是说,形成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地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哲学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种新哲学观的内在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生态哲学。所以,吸纳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和生态哲学合理成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论哲学境界的世界观品格

哲学作为形而上的理论反思方式必然涉及到哲学境界的问题。哲学境界所具有的世界观品格集中体现在哲学境界区别于科学境界、宗教境界,有着自身“真实”的理论规定。哲学境界所具有的世界观品格集中体现在其所具有的特定理论层次与精神深度的特质,即哲学境界的形而上理论旨趣;哲学境界所具有的世界观品格还体现在,哲学境界的规定本质上具有的同世界观内涵的内在一体化联系,由此可以得出哲学境界以其独特的理论角度为人类活动提供最高的或最终的意义根据、标准和尺度,提供人行动的“安身立命”之本。     

“良心”与“虚心”——孟子、庄子心论之比较

战国中期最大的哲学创获即在于"心"的发现。以"心"为"环中",孟子、庄子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微地反思,并藉之构建了各自的哲学体系。孟、庄"心论"的内在理路是针锋相对的———或求"集义",或倡"集虚";或落实为"性",或发显为"神";或主"思诚",或申"去知";或"以心统气",或"以气统心";或期于"仁政",或归于"游心",体现出了不同的哲学关怀与心灵境界。归结说来,孟子追求的是兼具道德自觉、伦理关怀与政治理想的"良心";庄子则欲洗濯一切世俗价值,而在"方之外"体认自由与逍遥的"虚心"。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现象学“生活世界”观念与道家生命哲学的比较研究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观念是现象学自身理论发展与传统西方哲学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本质直观"和"意义构成"回应传统西方哲学的困境;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以"生存"指引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真问题,这种回应和追问是对生存困境的反思,也是对生命的本质关怀。道家哲学是面向"生活"的哲学,其主旨在于探寻生活境遇的几微,回归生命的自然朴真。因而在探究生活世界及生存境遇问题上,现象学思维与道家哲学有共同理论旨趣。     

中国哲学之"道"的内在诠释理路

哲学既是哲学史,也是诠释史.与"外在诠释"的理路不同,在对"道"的"内在诠释"中完成对"道"的思想内涵的无限追寻和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提升,既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也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诠释"理路,而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构成了"内在诠释"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两极相联"是马克思对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相接触的譬喻。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于16世纪西传欧洲之后,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回应,中西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汇,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形成了两大精神动力,不仅促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而且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中西哲学名异实同,中国哲学原则被纳入并渗透于欧洲形而上学体系和思维形式,尤其是自然神论、有机论哲学、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等范畴之中,影响了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等欧洲主流哲学家。挖掘和研究这一史实不仅有助于还原中华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的贡献,也有益于开显当代中西方哲学在跨文化交流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图景。     

“理性经济人”与实体性思维范式

"理性经济人"作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常用术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核心与起点,更是其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在哲学层面上对其方法论基础的系统回顾与反思,本文得出结论--该假设在实践应用中所产生之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性思维范式.     

论“哲学境界”的历史命运与时代呼唤

哲学的本性体现着人的本性,哲学就其理论旨趣而言是通过自为的方式体现人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哲学境界在历史的发展中体现为对“真实”的不同诠释,从对哲学境界的历史命运的内在逻辑把握可以理解哲学境界在当代的意义。     

论主奴关系式哲学的终结——哲学生态学的革命价值

任何哲学都内在蕴含着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以这种关系为参照标准审视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不难发现其几乎都是以主奴式结构为构架建立起来的:要么将至大无外的自然世界视为敬畏的对象,使人匍匐于自然世界的脚下并由它宰制;要么将自然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宣布人是自然世界的主人。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近现代的哲学认识论是主奴关系式哲学的典型表现。终结主奴关系式哲学,须实现哲学本身的生态化,将人与自然世界建构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为出发点而生成的哲学属于哲学生态学。哲学生态学才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一场哲学革命。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知识论”的悖论意义与哲学的划界问题——关于几种哲学谋划方式之可能的辨析

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存在"方式,是诸多哲学家由"是什么"的发问方式而形成的"哲学谋划"①。诸多以"是什么"为把握方式的各种"哲学谋划",其"解释"只能是基于"是什么"的意义围城之内的逻辑同一,实难以走出"逻各斯"的知识论边界,由这些哲学谋划所形成的所谓哲学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哲学谋划方式在为哲学划界中对划界的自身疑问。为哲学划界,就是为哲学作为解释的意义可能划定界限。由此,处于"谋划"与"划界"中的西方哲学作为"解释"在知识论的悖论命运中不得不走向自身的消解。因此,哲学作为"解释"可以是建构的,可以是怀疑的,也可以是消解的。哲学谋划的各种方式之间的博弈就形成了西方哲学问题在哲学划界中显现的演化逻辑。     

论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哲学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性理论”,主要是以理论方式表达对人的存在与生成的自我意识 ,以“超越”方式提供给人们追求的境界。从哲学境界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一体性联系分析入手 ,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方式揭示、对人的应然逻辑求证、对人的形而上学天性追求 ,以期论证哲学境界的人性根据 ,进而表明哲学的特殊品格与特殊功能在于确立与时代精神相契合、表达人的生成自我意识的哲学境界。     

哲学一词的中文定型与中国现代哲学地图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理论缘起和定型研究之一

西方的philosophy在西学东渐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进,最后以现代汉语的"哲学"一词定型,这个定型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不但体现了中国、西方、日本三方复杂的互动,而且突显了中国现代性演进中的哲学追求方式."哲学"一词定型之后,由中西交融而生的中国现代哲学,表现为三方面:新儒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方面又体现为三种功用,即西方哲学的学术追求、新儒学的生命境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用.     

论儒家哲学的“春意”与中国哲学的“新生”

"春"与"仁"相关联的儒家哲学思想史程包含三个逻辑环节。在《周易》自然哲学中,春与东方草木建立关联;由"五行"思想的发展而与"仁"之德行建立关联;宋明时期,"仁"包举四德,上升为本体,春遍在四季,本体与价值具有一体性,指向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宋明道学所发现的"春意"与佛家的春意之区别包含三个面向:一是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二是指向人的存在的同时,同时指向物、并且实有其物;三是心物不仅同源而且同趋,境界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论指向。发展的春意,比较的春意到内在的春意,仁本体的发现使得宋代文化及中国哲学近世精神的"内在自然"向度被真正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启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的新类型的探索,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开展新生的春意。     

“格物致知”新解

从现代认知哲学研究的角度看,"格物致知"并非一种过时的传统思维方式。它展现了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机制,揭示了直觉与逻辑之间隐蔽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的隐性知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对于"格物致知"的重新解读,也有助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     

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     

西方自然法哲学的演进脉络考辨

以逻格斯为嚆矢的西方自然法哲学虽有久远的历史源头,却并不存在具有内在观念一致的理论发展脉络;毋宁说,仅存在不同范式与类型的自然法哲学,而自然法哲学史则仅存在于"字面"而非观念上。西方哲学由自然哲学、经客观理性主义的目的论哲学、直至主观理性主义的唯名论哲学的嬗变过程,直接导致了西方自然法哲学经由逻格斯、自然律令与自然权利的三次转向进而形成了自然法哲学的三种不同类型。     

“德”与“智”的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

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转型过程中对"科学性"与科学精神的重视可溯至西方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思潮。西方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哲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本土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学术土壤里与之相应的传统思想资源。本文选取现代"新儒家"学术群体中具有西方理性主义特征之思想为主体,旨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形态。尽管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启蒙时期以来的德国哲学影响,西学东渐的接受范式仅仅为新儒家构建理性主义思想提供了框架。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的以道德实践为最后的"德"与"智"——德性与智性——取代了西方狭义理性主义范畴对立于外部经验的内在"理性",成为中国当代理性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现代新儒家注重西方哲学的抽象思维和科学精神,将西方理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思维模式中进行重构,以实现传统儒学道德观和知识论的现代转型。     

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