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词本体论再议

李渔对于词本体论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然而对其词学本体论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他理论上虽然着力于词曲之间的辨析,但并不属于纯粹的本体论,其间融入词曲交融、文体通观之倾向。其词的创作亦更多融入"歌"因素,是以理论家的理性试图分清词与诗、曲的界限,却又以曲家的本色写出了大似曲的词篇。李渔词从理论到创作皆属由"明词曲化"到"清词复雅"的过渡样态。     

汤显祖"意趣神色"论

汤显祖在以“情”为核心的戏曲创作中,实践了其“意趣神色”的戏剧观。他主张“情”作为戏剧真正之内涵,统帅着整个戏剧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强调戏剧创作应注重立意深刻、富有机趣,同时要有神韵气质和本色的语言。     

词发展史上的“复归”与升华

本文在概括婉约、豪放之别和对词发展史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词初本具“豪放”之一体；流为“艳科”是词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在“艳科”成为词坛主流的情况下，“豪放”一脉也未尝中断；豪放词的“再生”是“复归”表象下的升华。     

读书笔记三则

顾鲁词误为和凝词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云:“(陈)子高《谒金门》云云(指“花满院,飞去飞来双燕”句),乃《花间集》和凝词:“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后来朱彝尊,汪森编《词综》,张宗(木肃)辑《词林纪事》,均在陈子高《谒金门》(“花满院”)     

"庙堂"与"江湖"

本文从词源上探讨了“庙堂”与“江湖”的文化内涵,分别阐释了道家与儒家对“江湖“一词的理解,揭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处世态度,还着重指出儒家的“岳阳楼精神”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作用     

敦煌歌辞杂考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人抄卷《云谣集》及其数量相当可观的曲子词,原卷所题很不一致,或称“杂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或题“曲子”(如曲子望远行、伤蛇曲子);或称“词”(如剑气词、斗百草词)。早在本世纪初,当人们从敦煌遗书内发现这部分词作并进行整理校录的时候,其名目又有“佛曲”、“俗曲”、“曲子词”、“曲”“小曲”“词”之别,其后任二北统称之为“歌辞”。     

由《黔之驴》中"好事者"看"好事"的释义

按目前通行的理解,《黔之驴》中的“好事者”是个贬义词,指“喜欢多事的人”,可这样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符。考察“好事者”中的关键语素“事”的意义演变过程,会发现“事”的意义受“物”一词的同化,渐具“物”义,随着词义范围的扩大,既可指物又可指事的“事”渐有指代性,相当于指示代词“是”,此“好事”即“好是”,指喜欢某种特定对象,《辞源》、《汉语大词典》对“好事”一词的解释都有失偏颇,引证有误。据此,《黔之驴》中“好事者”即“好是者”,意思是“喜欢驴这种动物的人”。     

诗词结构与诗庄词媚

诗词结构与诗庄词媚○孙绿江词，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因其独具的文化因子而呈现出特有的柔媚香艳的风格特征。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诗之境大，词之境狭”等等，都是在强调“词别是一家”，与传统的诗歌不同，婉约派也因此而被视为词坛之正宗。虽然在艳情诗中...     

宋词以婉约风格为本色之原因初探

本文从宋代发达的经济状况、繁荣的都市文化背景.隋唐五代词的兴起,宋人向内收敛、追求个体情致的细腻表现的创作心态,以及词与音乐的密切融汇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宋词以情致缠绵、委婉幽约的婉约风格为本色的原因.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选学价值探微

《唐宋名家词选》的选学价值多为时贤所肯定,但关于此选仍有若干细节问题未予充分展开。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龙榆生的词学观及其词体创作,微观探究了此选推重贺铸词、不予采录陈廷焯词评、多处参引《历代词人考略》等问题,以期进一步解读其选学价值,并印证龙榆生的词学观及其词体创作观。     

南宋雅词的特质与时代因素

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文人词 ,以“清空”、“骚雅”为其特质。本文以历史分析的方法 ,对南宋雅词特质的源起、形成、表现以及内涵进行多方探索。在历史地还原的过程中 ,创作主体多才多艺的文人身份暴露出来 ,诗、词、书、画等不同的艺事可能体现出某种共同的精神理想与审美品质 ,对雅词的理解从不同艺术门类的互照中得以加深。联系时代精神、社会背景、儒释道哲学等多重因素 ,对南宋词的“清空”、“骚雅”进行诠释 ,从而也从合理性的角度加深对词史上存在的这一词派的理解     

论韦庄词中的思妇形象

论韦庄词中的思妇形象漆子扬韦庄现在词５４首，全部收在《全唐诗》中，其中４８首收在《花间集》。大约三分之二的作品与女性有关，据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云，词在当时文人手中不过是宴席间歌儿酒女演唱以助洒兴的艳曲而已，因此美人和男女之情便自然构成了这一时期的...     

论金词之别宗:全真道士词

全真道士词代表了金词之别宗,呈现出独特风貌:第一,创作方式互渗.其词具诗教之旨,创作上使用“诗人句法”,写出许多杂体词.第二,文体功能互渗.“以词喻道”,使得词在功能的选择上由“聊佐清欢”融进了“丹灶仙霞”,具体就是以词述心境、以词明道义、以词劝世人.第三,审美风格雅俗互渗.在以杂体入词、注重雅化的同时,又借鉴市井乡村的俗谣俚曲,吸收民间口语俗语,使词风雅俗互渗并存.全真道士词的俗化,也成为元曲登上文学史舞台的别样前奏.     

"寡人"意义考辨

“寡人”一词在古代注疏中一般都认为是君王用以自称的谦词,含有“少德之人”的含义。“寡人”在先秦典籍《左传》中,并不是一个自谦的词,而是一个能够标明诸侯的等级和特定身份即他的“嫡正”身份的一个词。也不含有“少德”之意,“少德”之意的注疏,是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后,一些儒学大师以“温良恭俭让”为思维准则,主观臆断的结果。     

宋代开拓词境的第一功臣柳永

从来论词,“言必称苏辛,论必批周柳”,本文却不人云亦云,而就自己寻绎之所得,提出开拓词的疆界、为词的发展立下第一功的并非苏轼,而是柳永,柳词实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苏词之先导。柳永将草创时期民间词的大众化传统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结合在一起,他的词是有强大竞争力的。柳永不仅是一位以描写爱情著称的艳词作者,也是一位善于从各个方面反映“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出色歌手。在开拓词境上,柳永是有其特殊贡献的。     

古代词论中的"诗余"范畴

“诗余”是古代词论中出现率极高的范畴。作为对词的称谓,它包含着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过程的认识,凝聚着古代词学家对词体价值地位的思考,也成为词体不断新变、从艳俗走向雅正的理论依据。“词为诗余”的观念显示出中国古代词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相融性。     

试论白居易在词发展史上的贡献

本文在全面考察白居易所创作的“新歌词”和词的基础上，论述了白氏对词发展的三方面贡献：以自己的“新歌词”推进了诗向词的演化；以词作实践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以自己大诗人的声誉和影响，促进了词的创作和发展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谈宋人用东坡赤壁韵的五首《酹江月》

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七月游黄冈赤壁时,以磅礴的才气,奔放的豪情,生花的笔触,写下震撼北宋词坛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脍炙人口,久负盛名,连“念奴娇”这一词牌名也为人称作“大江东去”、“酹江月”。诚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以这首词为代表的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正由于苏词别开生面,不同凡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开拓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意境,创造出豪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父亲"母题

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与父权文明的历史演化轨迹具有互文互喻性相通的,是文学创作中对“父亲”形象和父性话语的重构和解构。这种重构和解构已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父亲”母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寻父”、“渎父”、“弑父”的创作形态,深刻地揭示了“父亲”这一母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小说中所表现的“寻父”、“渎父”、“弑父”这一母题,寄托了作家重建社会秩序、重建父性权威、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论文学创作中的作家创作

众所周知，作家创作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正确认识作家创作不仅为读者创作和文学评论提供基础，同时也可以为初学写作者提供帮助。笔者以为，作家创作是“意”与“物”的契合，是作家独特的艺术感受与高超的创作技法的结合。没有随意之所之到处漫游的“意”，作家就创作不出独具魅力的艺术作品；没有比普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能力，作家创作就缺乏深远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没有作家自己的判断，作家创作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作家不保持自己的本色，就形不成自己的风格；作家不能始终独创新意，作家创作就不能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