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言行与死生: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绝境形象发微

明清易鼎是江南士人面临的巨大考验,在故国、新朝间的不同选择,将会导致政治身份出现较为明显的分野。观照抗清义士、前明遗民,依恋故国旧主与拒斥清廷新君的心态生成了巨大张力,往往会使其陷入逃脱不了的生死绝境。通过对罹难、殉节江南士人的临终诗歌书写,时人、后人接续撰述的追念篇章,以及史书地志的层累记载等各类文献的细读,则明清之际江南士人遭逢绝境后向死而生的形象逐渐地被形塑并丰满起来。     

官绅互动与万历年间的南京社会:以丁宾的活动为中心

在明清时代,官绅阶层是支撑中国地方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力量。万历后期曾任职南京多个衙署的著名士绅丁宾,在二十余年的行政工作中,对留都南京以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基层管理、南京江防整顿、水陆交通维护、灾变应对与社会控制等许多重要时刻,丁宾以其个人的力量,以及与朝廷至地方各类官绅们的积极联系、频繁互动,无形中已营建起广泛的社会政治网络,使整个帝国最为繁荣的江南得以平稳发展,留都南京的社会控制颇见成效。江南士绅力量及其影响在其间无疑也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太平天国与江南士绅群体文化互动述论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相当一部分士绅因内外环境变异,被迫进入太平天国政权系统,双方由此展开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在文化层面上,太平天国政策输出主要体现在:对士绅阶层的人格尊重、物质生活的提供、文化上的相对关怀。士绅阶层对新政权的文化支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太平天国政权机构的文化素质、提高政权运作效率、充当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代言人与宣传者角色。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以及太平天国文化政策实践中的缺失,双方互动是有限度的,这也必然影响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能力。     

晚明江南文人隐逸风习的文化共性——以陈继儒与屠隆为例

屠隆与陈继儒都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往往以他们的所好、所游为时尚,追慕仿效。两人结识在屠隆为青浦县令时,亦师亦友相处,都有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二人在罢官和弃举业后,都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以此互相鼓励。屠隆与陈继儒的隐逸选择以及不放弃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与当时江南社会商业发展以及士绅构成的社会主体背景有关,更与晚明江南社会"心学"思想的影响,及文人士子主动反思其产生的流弊有关。     

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士绅

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精英.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精英.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试论焦琏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

试论焦琏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尹秀芝，王朝晔焦琏（？—１６５１），字瑞庭，一字国器。陕西人①。在南明的抗清斗争中，焦琏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是永历朝中屈指可数的一位骁勇战将。永历朝能够坚持抗清１０余年，从而促进了社会在这场抗清民族斗争中发展，这与焦琏等一些...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民国前期苏南水利的组织规划与实践

民国成立之初,先后以江南水利局、太湖水利工程局为主要组织,开始全面规划整治苏南地区的水利,涉及的空间范围其实就是太湖平原,新的水利规划与实地调查在江浙两省都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以当时的水利规划及其实地调查报告书为主,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彼时苏南水利的进程实态及其间的政府动力与民间社会关系,展现了国家计划与实际操作间的固有差距、学者与政府的分歧以及苏南城乡社会生活中的若干重要侧面.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诠解中,"士绅社会"虽然适合描写民国前期的苏南地区,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期像水利事业这类公共工程的施展,国家已完全具有主导性的能力,而跨政区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公共领域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甘肃为例

明清以来的甘肃,在其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公非私的公共事业的发展,且这些公共事业具有某种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形态。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三者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期甘肃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地方官僚、士绅与国家权力彼此合作、互相制约和共同推动的结果,它们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力博弈关系。     

剪辫风潮与反清革命

在清朝发辫有着特定的含义,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把剪辫与反清革命紧密相联,以辫喻清,自觉剪辫与强迫剪辫都是反清革命的要求,依法剪辫是建设新政权的需要,推动着剪辫的前进。然而,革命党人使剪辫风潮过于政治化,违反习俗变异的自身规律,不利于剪辫风潮的发展。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论杜文秀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文认为,清朝咸、同年间在云南发生的回民杜文秀起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杜文秀起义响应、拥护了太平天国起义,与后者遥相呼应,是以后者为主体的全国反清农民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由于杜文秀起义坚持时间长达18年,地域涉及滇、桂、贵、川等省,因而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滇、桂、贵、川等省的封建统治,使其呈现摇摇欲坠之势。第三,杜文秀起义对晚清云南社会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其从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变。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之原因

秋瑾于1904年6月东渡,8月入东京实践女学校,成为该校旁听性质的"认可生"或"听讲生",但11月末则从该校退学。关于秋瑾此次退学之事及其退学原因,已往学界鲜有研究。从秋瑾入读实践女学校,实践女学校种种严格的规定和艰苦生活,留学经费的匮乏,积极参与东京浙江籍和湖南籍等省留学生的反清宣传活动等几方面探讨秋瑾入读和退学实践女学校之原因,可以在已往以女革命家秋瑾为主旨的革命研究范式之外,尽可能触摸秋瑾的内心深处,体会她的烦恼和困惑,乃至痛苦,加深对她由立志留学学师范教育最终却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而成为烈士的了解,从而不但丰富已有的秋瑾研究形象,而且也可以丰富二十世纪初反清青年人物之研究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