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基于此，以手工搜集的自贸试验区层面微观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渠道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主要通过投资替代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调节机制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受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行政级别及其与行政区政府间关系的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试验区对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现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制度偏漏、机制扭曲与房价蔓延式飙升——2016年中国楼市分析

本文在“制度-机制-行为-绩效（IMCP）”范式建构基础上研究2016年中国楼市的制度驱动型狂潮特征。研究表明，房价蔓延式飙升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住房、土地、金融、行政等现行制度缺漏和错配导致房地产市场机制扭曲，并引致购房者、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等主体纷纷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形成合作博弈。正是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在房地产领域的合作博弈直接推高了房价，进而形成高房价预期，使整个市场达成投资房地产更有利的共识，各领域资金不约而同涌入市场，在增加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同时，加剧实体经济贷款难问题，使实体经济利润进一步走低，最终迫使已有的资金撤出实体经济领域转而涌向房地产市场，从而酿成短期房价蔓延式飙升局面。抓紧住房市场制度体系改革，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体系和土地制度、财税体制，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区间是当前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避免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     

金融结构改革与实体经济“脱虚返实”——传导机制、改革逻辑与政策建议

脱实向虚不仅是资产价格泡沫激励下的企业逐利行为，更是融资结构扭曲在外生冲击下的必然反应。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加剧了企业的信贷依赖，诱发了企业融资结构扭曲，导致企业在经济下行期因债务积压过重而转向金融化投资，从而推升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水平。债务积压对脱实向虚具有U型影响，即处于债务分布区间高低两端的企业脱实向虚水平均较高，但高债务区间下的脱实向虚更具经济危害性，因为该区间下的脱实向虚存在自我强化机制，使得U型拐点左侧的曲线斜率高于右侧。金融结构改革可以破解自强化机制，进而改变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和斜率，从而削弱脱实向虚企业的自我扩容能力。最后，推进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是修复资本市场功能，而修复策略应以减缓扩容、完善投资者保护为重点，且扶持企业技术创新能缓解金融结构改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冲击。因此，构建“金融结构改革+创新驱动”的联动战略是实现防风险与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关键。     

区域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融投资高回报致使制造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导致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利用2012—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融资约束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而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是加剧了这种影响。基于此,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明确主营业务和金融业务之间的主次关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监管,引导资金流向。     

固基强实:再谈“收益宽幅”及其治理

在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货币刺激政策致利率持续走低而市场流动性不断放大,资产价格快速升高,结果形成了银行储蓄低利率收益与房地产投资收益高回报收益之间巨大收益宽幅,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乏力。因此,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坚固国民经济基础,探索"储蓄累进利率制",克服"过度金融化倾向"带来的资产泡沫以及潜在金融风险的影响;运用市场工具和行政干预措施大幅收窄货币性资产与实物资产、实体经济与流通领域及虚拟经济之间的"收益宽幅"现象;诱导资金、人才进入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实施分行业定向宽松的优惠利率政策、税收政策等,以此营造实业致富、产业强国的市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防止"收益宽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伤害。     

员工持股计划、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变量。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体投资见效慢、回报率低，导致企业管理者将闲置资金过度投放至金融行业，从而挤占创新资源，使得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严重。金融资产投资作为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一部分，其在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探讨。文章选取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员工持股计划在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和谐社会廉租房制度重构的思考与对策

“房地产新政”实施后，各地房价涨幅明显回落，有的城市的房价还出现了降价和变相降价的现象。“房地产新政”已经收到了明显的初步成效，但是，面对“房地产新政”后的房价，我国城镇低收入家庭和最低收入家庭不仅仍然买不起涨幅沉底的普通商品房，而且也买不起政府在税费上大幅度优惠的经济适用房。     

我国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研究

我国民间借贷所存在的融资优势是：市场定位适当;效率高、期限短;信息渠道畅通,准入条件较低;对中小企业发展有推动作用。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很快,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的出现直接扰乱了金融秩序,尤其以企业为主导进行的民间借贷活动最为明显。存在的风险是：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行业,潜在威胁大;大规模融资易导致非法集资;高利率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偿债困难。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的对策建议是：将民间借贷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探讨分类法律监管模式,规范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加强公众教育,抵制非法集资;建立健全民间借贷风险监督预警机制;引导民间资本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规避投资风险。保护好民间资金市场,积极合理的引导,可以使大规模的民间借贷资金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虚拟经济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

虚拟经济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的一种经济形态。基于实体经济基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生的时代背景下遭遇重大挑战。强调虚拟经济中消费者的特殊性、重视虚拟经济中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差异性，应以权利为依据，以减少制度摩擦成本为手段，并基于一种制度自然演进和人为推进相结合的路径来避免社会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基于虚拟经济中消费者交易目标的实现、规制虚拟经济中强势主体的对策行为、推进虚拟经济中政府对实质公平的把控三个维度来保障虚拟经济中的消费者权益，进而实现统合虚拟经济中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张力的目标。     

中国房地产市场分析

房地产既是高档消费品又是投资品,是房价与地价的综合;房地产业是股票与金融市场的基础,既负担“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社会职能,又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房地产业事关国家战略、金融稳定和居民切身利益,又关系到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从投资角度看中国房地产业,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正在迅速发展并接近危险区。房地产泡沫危害极其严重,它使得资产价格发生扭曲,资源配置失衡,从而威胁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升值与升息是遏制房地产泡沫的两个车轮,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防范房地产泡沫。     

对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法律监管的思考

影子银行体系是传统银行体系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具有资金来源多样化、灵活性强、监管缺失、风险抵御能力低等特性,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有及时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等积极作用,也有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引发次贷危机、实体经济受挫、影响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等消极作用。针对贷款规则滞后、监管机构缺失以及缺乏影子银行系统监管法律体系的现状,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影子银行的法律监管。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市场间的动态传导研究

文章运用动态Spearman-CRITIC赋权法综合测度了中国各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依据广义方差分解模型分别测度了静态、分段静态和动态下各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溢入特征。结果显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可防可控，其中，外汇市场的风险溢出影响最强，且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溢出影响大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溢出影响。此结论也证实了中央提出的“双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同时，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成为风险的溢入市场，特别是信贷市场受到其他市场长期且持续的风险溢入。因此，政府应及时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防止各市场“脱实向虚”,并习惯性地把风险传导至“刚性兑付”的银行信贷“最终端”。     

浅析“三角债”前清后欠的原因

所谓“三角债”即指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导致以货币支付的债务链条的断裂。它已成为近年来影响我国经济良性循环的一大问题。为什么银行等有关部门曾组织对“三角债”进行大面积清理，却是前清后欠，债务链越缠越紧呢？其一，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使资源不能顺畅地流向有效益的经济部门，得不到优化的配置；更使价值补偿和物质替代不能顺利进行，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企业的资金流通随之受阻。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实质是一种货币信用经济，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表现为联系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的纵横交错的债务链，如果企业资金…     

国际游资与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游资在全球加速活动,导致不少国家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严重时甚至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国际游资具有高敏感性、高收益性和高风险性、高流动性与短期性及高度投机性等特征,其频繁活动对世界经济造成极大影响。在我国,国际游资通过“境内房价上升”及“人民币升值”的双保险来获取高回报。国际游资作为投机需求,使总需求增加,导致房价上升,而另一方面,房价波动越大,国际游资有利可套的机会也就越多,进入就越多越积极。防范国际游资投机我国房地产市场应当加强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理,人民币升值不要太快,同时要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开放、透明、规范、成熟,增加交易费用控制投机性买房需求等。     

中国房地产市场与流动性过剩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市场化改革之后获得了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在房地产市场需求推动下表现出上升趋势.与此同时,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也在今年越来越突出.减缓流动性过剩、抑制房价成为今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流动性过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性?如何消化中国银行体系过度的流动性?怎样保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本文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政府的紧缩房地产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抑制房地产的同时也堵住了过剩流动性分流的通道.既是投资品又是消费品且联系效应很强的房地产业,仅靠政府严压、紧缩是不行的,既不利于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从根本上减缓、分流流动性过剩.建议政府宏观政策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设计出"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保证基本住宅的同时满足市场对房地产多层次需求,从而使流动性在房地产领域实现高效率的分流.     

房地产税可以充当中国地方税主体税种吗？*--兼论房地产税多重职能的定位

通常认为，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平抑房价是房地产税被赋予的职能。利用CHNS家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不同税率水平下房地产税的收入规模，结果表明现有税率下房地产税收入规模无力充当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采用2004—2013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GMM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房地产税收收入的提高不会抑制房价，反而将会促使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转变，通过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取更多的财政利益。因此，房地产税无论是在现实规模充分性上还是在逻辑合理性上都无法成为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缩小财富分配差距的公平职能才是其唯一的核心职能。因此，应构建征收偏向于高收入群体和高档住宅的房地产税制，并控制房地产税在地方税中所占的比例。     

金融冲击与中国房价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考察

构建包含金融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HDSGE)模型,考察金融冲击对我国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相对于未包含金融冲击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我国经济的现实;金融冲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具有显著的冲击效应,并且积极的金融冲击在增加房地产部门投资的同时降低了其他部门的投资;同时,金融冲击具有扩大货币政策冲击效应的“加速器”作用.进一步对房价波动进行贝叶斯冲击分解,分析表明:在短期和中期,金融冲击是推动我国房价波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在中长期和长期,货币政策冲击仍是我国房价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应积极利用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冲击的效应稳定房地产市场,不过在利用金融冲击时需要注意其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产生的负面效应.     

地方政府发展工具有限、非理性投机与城市房价泡沫变动

测算发现，中国一线城市和部分东部沿海中心城市存在明显的房价泡沫，但中西部城市的房价泡沫程度并不高。分解房价泡沫成分，非理性泡沫成分占比很大，这与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认知偏差以及政府调控政策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方政府发展工具有限角度解释房价泡沫的生成机制，体现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方面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融资，降低了土地供给弹性，从而起到了助推房价泡沫生成的作用。在新型城市化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解决中国城市房价泡沫问题，应当避免大城市化，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推动城市群发展，同时应实行分城市差异化的房地产政策，而不宜全国“一刀切”。     

论住宅商品房市场的边界

住宅商品房价格上涨的根源在于住宅商品房体制本身,特别是土地“招拍挂”实行“价高者得”的市场机制。政府用行政手段压低房价是不能奏效的,惟一的办法是重新界定房地产市场的边界:让高收入者留在住宅商品房市场;实行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让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退出房地产市场。由于商品房需求者锐减,最后会使房价下降到均衡价格的价位。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基于Z市的实证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中央银行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使金融市场的环境更宽松,在经济衰退萎靡时期,是各国复苏经济与重振产业的主要手段。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了萧条的阴影,许多大国为化解萧条的局面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加速度放缓,中国为应对外部需求疲软、内部消费萎靡和产能过剩等危机,从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降息的信号后开始加入量化货币政策。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规模最大,GDP增长贡献最多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效果明显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基于Z市1998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实证模型进行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房价受利率等金融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住宅投资额与第二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具体表现为房地产规模的扩大及实体经济的强化。因此,单纯依靠金融政策救市的思路需要转变,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振产业层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手段来挽救房地产市场更有效。